泽泉社会学茶座

欢迎报考中南大学2011年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南大学社会学专业2011年硕士生招生

专业、研究方向、考试科目

中南大学社会学专业2011年硕士生入学考试

参考书目

特别说明：

1、学科代码与名称

一级学科代码与名称：0303 社会学

二级学科（专业）代码与名称：030301社会学    030302 人口学     030303人类学

2、今年社会学、人口学和人类学考试试题和参考书目一致，不再单独指定参考书目，原规定的《新人口论》王洪春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年版；《文化人类学教程》，孙秋云主编，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不再列入参考书目。

3、社会学系招生报名时间及其他相关要求参见中南大学研究生院网页（http://gra.its.csu.edu.cn/yjsy/），同时本系接受有教育部保送资格的外校一定数量的推荐免试研究生。

咨询电话：（0731）88877703    魏羽明老师；

咨询邮箱：csusociology@sina.com；

咨询地点：长沙市岳麓山下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楼；

通讯地址：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10083。

欢迎报考中南大学2011年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南大学2010年新增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南大学是湖南省唯一被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的、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学校。

欢迎大家报考中南大学2011年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附：中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招生简章

中南大学是一所学科齐全、具有优良办学传统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也是国家“985工程”部省重点共建的高水平大学。中南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汇集了一大批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专家。学校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博士生导师578人人，教授及其他正高职称人员1007人，副教授及其他副高职称人员2152人。有来自全国31个省市和世界3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全日制在校学生5万多名。

中南大学是湖南省唯一一所拥有社会工作硕士点授予资格的大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立足于“培育社工精英，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努力为湖南省的社会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涵盖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三个一级学科，拥有博士点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三个。这里有一流的校园环境、雄厚的师资力量、先进的教学设施、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国际型的办学理念，将成为有志之士事业腾飞的沃土。

培养方向：

1. 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

2. 社区社会工作

3. 社会项目管理与评估

4. 非营利组织管理

5. 企业社会工作

6. 农村社会工作

7. 民政社会工作

8. 老年社会工作、妇女儿童社会工作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有基本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较熟练的社会工作能力和社会调查研究技能，有较强社会活动、服务和创新能力，适合在民政、社会福利服务、劳动、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工青妇组织、企事业单位、福利慈善机构、社会公益团体、卫生保健、心理咨询、社区管理服务等机构进行工作，能够从事各类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社会政策研究、社区管理与服务、项目评估与操作、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及各类民政工作的高级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即在科学或专业化管理上能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MSW课程设置与要求: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MSW课程主要采用案例教学、管理实践、小组讨论、项目作业、经验分享、高级社工师论坛和实地考察学习等方式。部分核心课程如下：

1. 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

2. 社会工作评估原理与方法

3. 社会调查方法

4. 公共项目策划与评估

5. 社会政策分析

6. 个案社会工作

7. 社会工作伦理

8. 团体社会工作

9. 老年社会工作

10. 妇女儿童社会工作

11. 社区社会工作

12. 社会工作产业与督导

13. 民政工作与管理

14.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15. 家庭社会工作专题

16. 社会服务行政与管理

报名指南

一、招生对象

应届或历届大学毕业生；民政、教育、司法、劳动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部门的管理人员；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等组织以及其他社区服务、社会福利机构优秀在职人员；从事企业员工的生产适应、环境协调、福利保障、职业生涯发展的管理人员；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团体的在职人员；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研究、社会行政管理、社区发展与管理、社会服务、评估与操作的工作人员；有意于从事社会工作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

二、报名条件

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工作2年或２年以上。

三、报名时间

全年接受报名。集中报名时间为每年7月初至中旬，以及10月中旬（关注中南大学研究生院通知）。

四、报名方法

登陆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网站之“社会工作报名”，通过互联网在线报名。我们将为符合报名条件的申请人寄上正式报名表。申请人也可来电直接向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管理中心（校本部升华楼714）报名，联系电话：0731-88877826.

五、考试及录取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英语（二）由国家统一命题考试，其中英语二不含听力，重点考查考生英语应用能力，尤其是阅读和翻译能力。社会工作原理、社会工作实务两门专业课由中南大学自行命题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法择优录取。

六、招生人数及入学时间

每年招收100人。

春季班3月份入学，秋季班9月份入学。

七、学制与学费

采取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2-4年。每学年8000元，总学费24000元。

八、主要参考书目

（1）初试：①《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②《社会工作实务手册》，朱眉华、文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复试：《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风笑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同等学历加试：①《社会心理学（第二版）》，沙莲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②《社会政策概论（第二版）》，关信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SW管理中心

电话：0731-88877826

传真：0731-88836875

网址：http://www.csuspa.net/

电子邮件：csumsw@163.com

潘泽泉:现代性的实践：经典社会学的解释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主要从生产过程入手，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必要的前提，马克斯·韦伯则主要是从精神因素的具体生成和历史效果入手，把新教伦理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变量，认为是它具体生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桑巴特倚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消费驱力这一惯性运作之工具和手段，作为资本主义生发的依托和动力；齐美尔从一种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之基础的分工，凭籍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对文化社会学的所关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危机做出一种回应。

关键词： 现代性；资本主义发展；何以可能

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再到后现代社会学，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试图抽象出一些关键的概念或主题，从理论上解释和说明正在发生的 “现代性”社会转型，他们的研究主题与现代性问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性已成为我们把握社会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成为贯穿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根主线，回顾我国社会学研究者的文献，以往的研究对于经典时期西方社会学者对于现代性的动力和运行机制缺乏研究，而经典时期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乔治·齐美尔和维尔纳·桑巴特对现代性的动力及其运行机制给予了典范性的分析与表述，他们正是以西方早期工业社会为蓝本，回应西方社会急剧的社会变迁，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著作。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展开对马克斯·韦伯、乔治·齐美尔和维尔纳·桑巴特在现代性的动力和运行的研究，比较他们通过对现代性的表述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与矛盾方面所作的那些独到而又精彩的论述，这几位学术大师提出的概念体系、研究路径、主题变量和生成逻辑为理解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其互异的切入角度、方法论立场和研究取向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提供多重的判断尺度和知识架构。

一、马克斯·韦伯：现代性实践中的经济心理变量

马克斯·韦伯是现代西方学术史上一位著述颇丰、指涉范围甚广、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是韦伯庞大思想体系中宗教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代表作之一，韦伯在书里着重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背后的某种经济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具体生成关系。马克思主要从生产过程入手，把经济基础或生产力看作是给定的变量，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必要的前提，韦伯明显没有禀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格调，韦伯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按照社会的经济状况解释一切，把宗教的起源、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结为一定的经济社会状况，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唯物主义。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两个主题变量，用来论证“现代西方合理主义独特性的起源”，即“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合理主义的独特性”^[1]，在韦伯的中心议题里，不是论证资本主义活动本身的发展，而是讨论独具特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发根源，讨论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性的起源，讨论经济心理和行为的精神因素作用；而这个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禁欲主义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和深层价值秩序的核心，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了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的分析路径体现为全面阐述宗教和伦理观念的演变轨迹，试图说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源泉，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产生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生成。后来的舍勒同样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一种人的文化心理性质和内在心性秩序更为深层的变化。” 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了超越性价值取向的精神气质^[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主要从生产过程入手，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必要的前提，而马克斯·韦伯则主要是从精神因素的具体生成和历史效果入手，通过对文化的可变性元素进行比较，寻求因果关系的研究来推动其历史解释，把新教伦理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生成变量之一，认为是它演绎了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是以其文化根源讨论作为起点来探讨现代西方独具个性特点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韦伯正是从独具个性的诸生成关系中来把握历史现实中“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的外延限定和思考逻辑，使我们有可能透过对资本主义精神现象的解释并赋予意义的定义过程，发觉经济精神、经济心理和经济主体诸多关系的具体生成及其历史效果，发觉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原生现象及其历史意义脉络^[3]。

首先，韦伯试图演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佳概念和基本特征，提出这些概念不是要用抽象的一般公式把握历史现实，而是必然要用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具体生成的关系体系把握历史现实^[1]，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为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或称天职观念，也解释为严密计算和追求成功的合理主义，这实际上是从不同判断尺度来解释西方现代文明史实中外在于社会结构和内在于文化心理的精神气质。通过宗教关系的统计数字和对职业结构的具体分析，证实了宗教关系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联性，即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中，高级技术工人中，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高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多数^[4]。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整个西方合理化进程有着深刻影响，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谋利、赚钱这样一些内在冲动，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不能利用机会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定要消亡^[5]。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 ^[6]。它意味着职业责任及义务，“是有义务实现的目的本身”，“一种天职的思想”。与此同时，韦伯又在合理意义上解释资本主义精神，合理的经营簿记制度，严密计算为基础的合理化，是一种“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是一种 “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 ^[7]。

韦伯具体论述了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特定内涵及其内在关联性，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在禁欲主义新教那里，劳动、勤于其职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是上帝恩典的象征，是一种公认的禁欲手段，是抵御清教徒归于各种诱惑的特别手段，劳动这一经济行为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中得到的这种神圣意义是经济伦理的基础^[2]。在韦伯的论证中，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形成包含两种含义：禁欲主义为实业家追求金钱利益以及一批劳动者登场提供了伦理支持，即：只要实业家在道德品质和财富使用上无可指责，就可以追求金钱利益，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禁欲主义力量还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8]。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形态，既是一种推动经济行为的道德力量,又是一种有着经济主体支撑的社会精神力量。宗教认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地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扛杆。同时，在任何场合，那种清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这当然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影响力量，也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9]。总之，在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尔文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促经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和生成变量，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轨迹，并初步建立起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生成。

二、维尔纳·桑巴特：现代性实践中的市场消费驱力

桑巴特的叙事同样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重新注入了新的元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肇始于从生产过程入手，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必要的前提；而马克斯·韦伯则禀承从精神因素入手，把新教伦理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来源之一，认为是它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和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从本质上可以说是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一个注重的是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一个注重的生产过程的精神因素。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精神要素都凿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倚仗市场需求和市场支撑这一惯性运作之工具和手段，资本主义发展就没有动力，就会失去发展的空间。桑巴特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发处,有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足够的市场消费驱力，在考虑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时，一定要把生产和市场这两个因素作为参照、依托和动力。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向我们证明了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生产领域来说，奢侈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惯性运作之理路。

在如何达成资本主义起源的症候和诊断的理路中，桑巴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资本主义起源是徒劳，他强调资本主义独特的进化过程是内部相互依存的文化综合体的表现形式，其方向则是由量化的理性精神为其指明的，这种理性注入文化统一体，为其确定了特殊的个性和目的^[10]。桑巴特与韦伯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于解释历史的经济的和唯物的决定论，强调态度元素、伦理内核以及注入新近加强的西欧商业主义精神元素。然而，韦伯强调新教徒在追求上帝感召中发财致富的伦理义务，而桑巴特却孕育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叙事逻辑。

首先桑巴特为我们描述了一幅13到17世纪相继出现在意大利、德意志、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上流社会生活奢侈之风逐步盛行的现代性图景：财富的迅速增长，宫廷中讲究排场、注意享受的奢侈之风盛行，在宫廷的榜样作用下，奢侈之风又迅速地蔓延到了西方的整个上流社会。从是新兴的富人阶层到没落的旧贵，都为追求奢侈消费投入了巨大财富。奢侈之风的兴起对当时上流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事实上是一个封建财富逐渐向资产阶级财富转化的过程。在此桑巴特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奢侈”对西方所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作用，加速了旧贵族的瓦解和资产阶级的兴起^[11]。

在17世纪西方上流社会中的奢侈现象的描述及其归因的思考理路中，桑巴特对 “爱情的世俗化”有过精彩而有富有创意的论述，“据我所知，没有一件事比从中世纪到18世纪两性关系的改变那样，对中古和近代社会的形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要指出，以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与对人类活动中这一重要领域的基本变化的正确评价紧密相连的。^[12]”一定时代的生活模式、社会和道德的观念都会影响甚至统辖该时代的爱情观和它在所属时代体现。由于爱情的世俗化的发展杠杆，由于“肉体的解放”刺激了人对于纯粹的感官快乐和性快乐追求，而“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生发出来的”，“推动任何类型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以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起作用的性冲动中找到^[13]”。桑巴特认为，在人的感官快乐的推动下，女性，主要是宫廷情妇、高级妓女、宠姬等对整个上流社会的社会方式的生成和凿通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她们给宫廷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了对财富的渴求、诱惑力、巨大的消费、盛大的娱乐生活等等，从而使整个社会弥漫了一种挥霍无度和追求奢侈的风气，而这种奢侈风气的盛行与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决定性的关联^[14]。

资本主义生发的内在因由不仅涵括了经济发展内核，而且是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合力的产物。“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15]”。奢侈的增长来自性的冲动，只有在性行为能够自由表现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正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享乐文化与性联系在一起，使得那些活跃在宫廷生活中的高级妓女，孕育一种摆脱封建羁绊的享乐主义爱情观，这种爱情和性欲世俗化的观点首先在资产阶级而后在其它阶层中蔓延，而整个社会的奢侈不过是它的直接后果而已，其运作理路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统辖《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的整个叙事逻辑，我们可以见证：桑巴特赋予妓女在资本主义起源中合法性的探讨可以说具有很大的独创性和启发性，桑巴特的整个论证逻辑和论证变量在于通过分析妓女在奢侈消费中的主导地位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桑巴特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性价值观与奢侈消费、与资本主义起源关系，注意到了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的非理性主义的因素的作用，是对过去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只注重理性因素研究的一大突破。另外，通过桑巴特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追问和检讨，对奢侈这一现象的重新引入，事实上是凿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理性生产、理性消费之外的另一主题变量，正如维尔姆森(Wilmsen) 所言：“现代性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其所呈现与反映的是欧洲人自某一特定历史时段起的一种认知和期待心理、价值、信仰、态度与行为基调，现代性是西方理性的一种历史性的表现形式，它得以让理性以不同的转形样态表现再社会中的不同面相^[16]。

三、乔治·齐美尔：现代性实践中的文化逻辑

齐美尔的话语同样提供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另一种论证逻辑，其《货币哲学》阐述了货币对个人的影响及赋予整个资本主义文化意义的延续性。与马克思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同，齐美尔凭籍和迷恋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试图触摸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触及的对内在世界—包括个体的生命力、个体的命运与整个文化的关联的影响，从生命的一般条件来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内涵和外延设定，考察现代货币经济与人的历史关联，从货币的演变轨迹和动力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本质和生成机理。金钱成了现代人最直接的目标和持续不断的刺激，对金钱的渴望成了现代人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精神状态，这不同于韦伯的对宗教的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精神状态的叙事逻辑，齐美尔的货币与上帝一样超越了所有具体的事物，显得可以调节一切生活矛盾，货币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17]。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秉持货币存在的实质、意义生成出发来阐释货币的内涵和外延设定，从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考察货币对个体生命情感和命运的链结，以及对一般文化的契合生成。他把货币视为是现代文明的灵魂、形式和思想的象征话语，视为概念的货币符号与构成货币之社会基础的矛盾统一体，货币不可避免被叙事为一种象征，我们通过它来表征经济关联，因此不应当把货币与产生货币的环境割裂开来，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思想更侧重于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揭示货币改变和侵蚀现代人性的事实。齐美尔并没有将货币仅仅视为一种经济交换的手段，而是将货币和整个经济交换视为人类社会互动的一个既定变量。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客体化，货币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加强，一方面创造了一个日益物化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增进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货币造就了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计量性格，货币经济的发展还促使人思维方式的扩展，促使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文化朝向理智性的重新定向 ^[18]。

首先，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以一般生活的条件与联系为参照依托和动力来理解货币的本质设定，从那些承载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探讨了货币与价值的一般形式，从诸种价值感、从与事物相对峙的实践、从人的相互关系作为其前提，去发展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考察这些现象与观念与结构对内在世界的影响：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连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即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本质与构造。《货币哲学》的主题之一，是货币与价值之间的关系^[19]。货币具有双重性意蕴，一方面它制造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即通过将价值附加在物体之上，使人们没有钱就无法获得某物；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人们克服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即只要一个人有钱，她就能够获得任何具有价值得东西，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裹挾事物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也成了买卖的对象。

接着，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格调从货币的度量及质料、有效货币的量、货币的供应、以及货币的内在价值、纯粹符号特征的发展以及货币从物质到功能的历史发展，体现了抽象的经济价值的物质，它通过所承载或用符号表达的陈述才有意义，而这是通过可交换的相互关系组成的，货币这一关系是从经济关系的可交换性关系中提取的，货币体现和升华了人对于他的目的、他的力量施加的对象以及他无能为力的对象的实际关系。这样，货币作为一般的存在形式的物质化，依据之事物从他们彼此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了意义^[20]。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探索性地揭示了目的序列中的货币的工具性特征及其符号意义，指出货币的本性和效力集中表现在其组织社会和超越主体的规范上，这些规范使钱币超越了其质料的有限性、无意义性和僵化性，成为一种具有无限可变性和扩展用途的工具，这有助于发现货币符号背后的人的主体性心理动机和精神意向性性状^[4]。这样，货币经济不但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个人主义诉求，也导致了利益、关系、理解的平均化、无差异化，这种无差别状态把自我与事务联系在一起，超越二者的对立之上。另外，通过货币造成的空间距离化与技术的客观化，削弱了原有的情感关系基础，舍得个体从他跟财产的、社会地位的、存在物质内容的特殊确定性之融合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彻底自由、自力更生的人，个体从集体中独立^[21]。

最后，作者通过货币经济促成的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货币诱发的现代的算计特征、思想的物化以及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彼此分歧来诠释文化的异化现象、客观文化对个体文化的威胁以及本来属于人的创造和生成意义的王国的外在化^[22]。现代都市，成了客观文化不断扩展和个体文化日益没落的“竞技场”。在现代都市里，货币经济和金钱的优势影响并且改造了人际关系的本质，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和计算性，以及非人格化的冷漠、傲慢、玩世不恭等都市性格。作为驱动力量和主题变量的货币不但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也对这个社会尤其是生活于其间的个人和社会关系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即造就了个人的没落，造成了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造就了人们个性的高度分化和人本身的衰退，使得单个的人变得更加孤独和原子化，这样，货币经济的流变促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多重面相。

四、结语

古典社会学者正是以西方早期工业社会为蓝本，回应西方社会急剧的社会变迁，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抽象出一些关键的概念或主题，对现代性的动力及其运行机制给予了典范性的分析与表述，推动了社会学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再到后现代社会学的延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主要从生产过程入手，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必要的前提，马克斯·韦伯则主要是从精神因素的具体生成和历史效果入手，把新教伦理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变量，认为是它具体生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桑巴特倚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消费驱力这一惯性运作之工具和手段，作为资本主义生发的依托和动力；齐美尔从一种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之基础的分工，凭籍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对文化社会学的所关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危机做出一种回应。这些早期的经典大师们对现代性动力和运行机制的解答，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也为后来社会学者在探讨现代性的动力和机制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他们试图回答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实质上就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就此之后就成为贯穿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根主线，成为我们把握社会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

参考文献：

[1][4] [5][6][7][8][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25、26、18、3、16、50、170页。

[2] 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5页。

[3]沙莲香，《经济与心理——与马克斯·韦伯的心理学对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0] [11][12][13][14][15]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2、1、44、52、149页。

[16] 叶启政，《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第83页。

[17][19] [20][21][22]乔治·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3、120、129、332～334、452页。

[18]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

中文摘要：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社会学领域近几年一个热门话题，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限度，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有关空间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使之具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将是一件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关键词： 社会空间；知识史；解释维度；基本命题

社会空间问题，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1]“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为普遍共识^[2]”。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社会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和理论拓展，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其理论旨趣、观察角度、话语概念或设问方式，为社会经验事实的社会学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理论转向，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为一种新的社会学想象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一种新的问题意识。那么，空间，作为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的路径和理论转向，如何理解空间？空间的演绎路径和论证逻辑如何？社会空间的理论架构和经验研究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经由社会空间视角提出什么样的命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思路在于：首先经由社会空间的缘起，诠释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社会知识史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接着经由社会空间视角的经验研究的展开和理论的解释维度的论述，检视不同的社会理论如何处理社会空间形式与社会构造的关系，最后提出社会空间的几个有关的命题，提供一种针对社会空间概念与方法论操作方面的科学活动的演练，重新去解读社会空间的理论论述的意义和社会性根源，重新阐述社会空间如何成为认识生活世界的一种新视角。

一、社会空间的缘起：有关空间的早期经典论述

在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概念。英国社会学家J ·厄里( John Urry) 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3]。” 将社会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社会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缘起于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等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的贡献，表现在涂尔干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仪式的空间安排所折射出的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也表现在韦伯在论述科层制时对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和生活场所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时间和空间问题所做的专门的论述。在早期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空间的研究，摩根（L.H. Morgan）就曾经讨论过美国印地安人的空间与亲属关系，这对于后来功能论的研究及其家屋空间的探讨奠定了民族志的基础，但他没有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空间仍然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研究参数或理解社会的一个维度，社会空间概念仍在探索和形成过程中^[4]。事实上，把空间当成一个理论问题来阐述可以说源于涂尔干，涂尔干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早就指出了时空的社会意义，涂尔干认为，“与原始社会组织相似，空间、时间和其它思维类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5]。” 涂尔干直接把空间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抽象概念或分类概念，他认为，空间、时间、数字等是每个社会里最基本的抽象概念或分类概念，我们对社会现象从事概念上的分类往往来自社会分类本身，一个社会的整个知识系统，就是由这些基本的分类概念发展推演出来的。对于空间社会学，最重要的、最具有洞察力的经典社会学家无疑算是齐美尔，齐美尔在1903年就提出关于空间社会学的观点，开启了对空间进行社会学研究之先河，齐美尔认为空间只是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之间发生的运动或变化要借助于进入空间位置来发生，因此相互作用就是空间的填充。空间不仅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可能，而且人类之间的互动也被体验为对空间的填充，个体之间相互并存，意味这他们分享空间，通过检视社会关系所采取的空间形式，可以管窥社会交往如何在空间上变为现实，齐美尔从五个方面来揭示空间的社会属性，即独占、分隔、固定、距离和运动。^[6]  

尽管经典的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论述不乏若干具有洞察力的论述片断，但其空间论述缺乏清晰而系统的理论阐述，其论述也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关于空间与社会之关系的表述显得过于抽象和含糊，探讨的方式也很不明晰，很不充分，空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不引人注目的。^[7]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社会空间开始进入社会理论的论域，当代社会学家反思、继承和发展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洞察到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空间的缺失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他们从不同的层面进入到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这一理论演进趋势之中。吉登斯在解读结构及其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实现了对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融入，并把时间和空间放在社会结构的终极性要素的位置上。作者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是行动的环境，……，社会科学家也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来建构他们的社会思想，……，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结构化理论构想的秩序问题迫使我们面对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结构性特征，我们可以考察社会活动如何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制度的结构化^[8]”，“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行动着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这一本体论的看法是结构化观念的基础”，吉登斯在建构他的结构化理论时，把时空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因素，他强调：“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吉登斯通过建立一系列有关空间的概念系统来阐述其结构化理论的，如“在场”、“在场可得性”、“不在场”、“共同在场”、“区域化”、“场景”“中心与边缘区域”以及“情境”等， “关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系统如何在大规模的时空范围内伸展开来，来考察所谓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关注“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日常接触中，行动者经常不断地运用场景的性质来构成的这些日常接触^[9]”。实践论者强调以人为主体去解释空间象征系统，布迪厄认为，以往的空间研究本身，强调空间现象有它的结构和逻辑，但这种意义事实上是由人去建构的，所以必须透过人的理解，才有它真正的意义。布迪厄以“场域”和“社会空间”来起替代“社会”这一具有空泛本质的概念，把社会理解为“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之下”，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在实践中运作的、具有差异性的、游戏和竞争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10]。”布迪厄在叙事北非社会卡比尔人住宅的空间结构时对空间的住宅布局和空间象征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认为“空间中事物或场所的客观化意义只有通过按一定图式予以结构化的实践活动才能完整地显示出来，而实践活动的结构化说依循的图式又是根据这些事物或场所来组织的^[11]”。曼纽·卡斯特认为：“空间是一个物质产物，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包括人类－而牵涉于‘历史地’决定的社会之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曼纽·卡斯特把人类创造的空间形式－城市看作是“社会的表现”，把空间看作是“结晶化的时间”。社会生活的时空历程，界定了社会行为与关系是如何被物质地建构与具体化。^[12]我们可以从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社会空间的缘起和演绎路径发现，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新的维度开启了社会知识史的另一种语境，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路径，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也为我们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视角。

二、社会空间转向：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推动

社会学中关于空间的经验研究，最早可以推论到齐美尔的论城市现代性的《都市与精神生活》文中所讨论的都市空间对都市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即都市密度刺激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都市特有的不良的心理和精神气质的生成，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也体现了空间向度与城市生态的文化生成，体现在城市空间生态过程的城市扩张分化的动力机制、城市空间向度的同心圆模式、城市空间的隔离问题以及空间隔离所形成的不同社区面貌和生活样态。

20世纪90年代后期，都市经验研究的勃兴与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是并置的，以列斐伏尔、爱德华·索雅、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沙朗·佐京、彼得·桑德斯、詹姆逊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空间研究中的学术努力直接促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空间的第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也为社会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13]在重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意义的同时，一种结合空间性的批判性视角开始为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考和诠释的新模式。人们在经验研究中开始关注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维度的同质性和相互关联性，关注城市空间对人的意义以及创造容纳社会生活的场所的行为，大量学者开始对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进行新的描述，而且城市空间研究的开端性预想为不断加剧的城市问题的经验研究的迷妄和痼疾注入了一剂解毒剂。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城市空间既是物质空间，同时也是行动空间和社会空间，既是人类行为实现的场所和人类行为保持连续的路径，又是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维持、强化或重构的社会实践的区域。在这里，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可重构的结构体，是社会建构的实践场所，是作为工业文明标志和象征, 也是作为集体意识与消费行为表达场所。空间维度为理解城市恐惧、公共空间权力的变异、差异性空间的社会建构、不平等的异质性对待、社会的叙事性分类注入了新的思想和诠释的新模式，同时，以社会空间为演绎逻辑的空间实践，促成了一种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

20世纪末叶，学界开启的“空间转向”，依赖于嵌入空间的各种模式，空间演绎为看待和理解城市的新方式，而此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是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也时社会空间经验研究的不断扩展的时期。学者们开始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知识反应，转移到空间上来，关注城市空间是如何隔绝人们的自由实践，又是如何促使人们找到自我空间的分布，关注在空间中的定位、移动和渠道化以及符号化他们的共生关系。空间反思的成果是最终导致建筑、城市设计、地理学以及文化研究诸学科变得与日俱增呈相互交叉渗透趋势。在现代都市空间经验从稳定一统向多元流动特征的变迁理路中，城市作为一种“人工”的物质构造，它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建筑样式等诸多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深刻地制约着“人”的活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空间面向”的问题在城市文化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由空间面向切入，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与理解城市的新方式，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连起来。

在西方学术的视野里，本雅明和他的拱廊街研究计划已经成了当代城市研究的灵感源泉。德雷克·葛利高里在《地理学的想象》一书中，除了论述本雅明城市研究的典范意义，还特别指出当代理论的许多洞见和具体的城市研究密切相关，譬如大卫·哈维早年从第二帝国的巴黎出发探讨“都市经验”和晚近更为杰出的以“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学”的视野观照“后现代性的状况”；爱德华·索亚通过对洛杉矶的研究，把空间问题重新放置在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提出了“后现代地理学”的构想；阿伦·波雷德则通过对斯德哥尔摩城市生活的考察，深刻地检讨了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仅深化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状况的理解，而且极大丰富了当代理论的诸多面向，重新绘制了“资本”、“商品”、“空间”、“文化”和“现代性”等问题领域在“城市”中汇集、冲突和融合的复杂图景。列斐伏尔的城市过程观念以及空间的组织依据社会与城市化的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化空间的理性内涵，敏锐地将城市空间组织视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物质产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 这涵括了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个社会形构特有的特殊区位和空间组合，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某种程度的凝聚。就社会空间及一既定社会之成员与那个空间的关系而论，这种凝聚暗含了一个被保障的‘能力’（competence）水准和一定的‘运作’（performance）水准 ……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隐匿了那个社会的空间；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它提出且预设了社会空间，当它掌控与占有社会空间时，便缓慢且确定地生产了社会空间。从分析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透过对其空间的释明而揭露展现^[14]”。依据他极富启发性的理论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生活展布在城市空间之中，社会过程透过空间而运作，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它群体界线（如性别、族群等），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流动等，莫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的机制，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从“空间向度”的角度来把握都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今天，我们在物质进步的喧闹中彻底刷新了空间的定义，空间的边缘化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迫下灵活地寻找着自己的形式。城乡结合部的边缘空间被看做是高尚城区的不祥之物，流浪者、乞讨者在天桥下的栖身之所被美丽的绿化蚕食，车道主义使主流空间的扩张无边界，对空间的贪婪、掠取是因为空间成为了资本，城市规划可以被看作是对空间的权力的垄断和对空间的分割策略。

三、社会空间：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

通过对空间的早期论述，我们发现，空间这一概念过于抽象且无法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操作概念，但当代社会学的发展，社会空间开始尝试提出一些共识性的操作概念。事实上，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有关空间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论或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解释，其理论框架体现在下面几个层面：

第一、空间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的策略与场所。空间是一个具有生成能力和生成性源泉的母体，是一个自我主体性的空间。人类不仅仅只是空间的存在着，人类总是忙于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人类的主体性实践就是一个“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者说，“制造地理的过程”，在空间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存在一种主体实践的积极性现实，空间是一套主体性的社会实践。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它群体界线（如性别、族群等），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在任何地方都有空间区隔的倾向，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流动等，莫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从“空间向度”的角度来把握都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

空间以特有的方式凿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但同时也通过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来培育、滋养和维持。通过聚焦“主体性”层面和日常实践，人们可以借由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行动意义以及行为主体的生存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身体在空间展演的姿势，倚仗主体性行为，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分类系统以及隐喻来赋予这类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空间想象，改变原有的空间安排或建立新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生活需求，或者通过主体性行为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完成一个日常性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爱德华·W·索亚认为，“城市建设具有社会权力的工具性‘在场有效性’，城市是控制中心，是堡垒，其设计是用来保护和统治，其途径是通过‘居住地的小手法’，通过范围、界限、监督、分隔、社会戒律和空间区分的一种精巧的地理学来达成的^[15]”。许多空间寓意的词汇，如中心、边缘、区位、网络、分割、距离、地方、区域化、在场与不再场等愈来愈用来表示空间。那么，隔离性的社会关系是如何通过空间关系、特别是通过把隔离性置于某个地点或时空来体现和体验的，又是如何把有关空间的法规、计划、地图和表征置于社会隔离的识别之中的。这种社会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空间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

第二、空间作为社会权力关系。在社会学视域，空间同样被诠释为一种实践性权力与规训或一种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体现在控制与抗争、分割与操作、规训与退让、垄断与监控、冲突与反抗以及斗争、协商与妥协，新的城市空间形态是各种权力斗争和表达的场所，隐藏其后的正是社会权力（利益）的分配机制。空间、活动与人的关系所构成的实践性权力表达方式，使城市成为“权力的熔炉”或“容器”。

L·杰泽斯基认为“空间不能再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环境，相反，应该被理解为权力和反抗的工具，……城市和地区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控制中心起作用的，是一种具有封闭、限制、监视、分割社会纪律和空间差异等特征的、难以捉摸的地理结构”，“革命的空间意识必须理解空间或者交往场所是如何转变为位置的”^[16]。吉登斯的分析表明，权力是在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中，并通过它产生出来的。城市空间是一个由资本、法律和秩序造就的空间，展示的是合乎资本和权力运行逻辑的自然结果：不同收入阶层所占据的被分隔的生活、生产及消费的空间和区域。^[17]福柯的有关空间纪律的技术与权力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空间多维性研究，为空间权力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内在的参照、依托和动力。福柯引用了边泌的圆形监狱“全景敞视建筑”说明现代权力机制和纪律技术的无处不在。这里的圆形监狱是权力机制和纪律技术化约成其理想形式的简图，这个环形建筑里，监视者可以监视、命令及考核各个罪犯而不被认出真正身份，而被监视者，知道有人会监视自己，便随时努力使自己要符合纪律要求。福柯赋予医院、监狱、工作场所、学校、街道规划以及住宅等空间以不同方式涉及了权力的培育、维护和惯性运作，在军队、教育、医院、修道院、工厂等地方都有像监狱一样打造身体规训的时空秩序，^[18] “纪律来自在空间中不同个体的组织化，因此它必须具备一个特定的空间围场（enclosure） ^[19]”。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明确显示，主体是可以透过对时间、空间的一系列分割、操作过程而被“生产”出来，对时间、空间的处分，等于在处分身体行动的节奏性和领域性，也等同于在处分身体，于是“工人”或“士兵”等社会关系的位置就在这种权力运作下被生产出来，达成了权力对民间空间的广泛渗透。城市作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肌体，其本身就是各种权力争夺的结果和标志，正像福柯所说，每一个城市实际就是一座全景化的监狱，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权力眼睛的监控下完成的^[20]。列斐伏尔也曾指出：“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同时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城市作为各种有形、无形权力较量的竞技场，其结构本身就是权力争夺的纪念碑，是人类斗争的博物馆，而当代城市民间文化当然也是权力斗争、协商和妥协的结果。事实上，福柯对于空间于时间、空间的想象于历史的想象的关系，为思考空间和空间性的权力铺平了道路，也从根本上开放了空间的想象，确定了历史性、社会性于空间性的三维辩证法^[21]。”这里的空间维度在于把空间理解为一种权力策略或资源垄断的手段，同样这里的空间也是一种规训和打造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起核心概念在于权力与策略、规训与退让、冲突与秩序、控制与抗争、竞争、垄断等。

第三、空间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在社会学视域，空间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被诠释为一种叙事性分类、差异性的建构的场所 ，空间是一个生产实践的分类架构体系，是一个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是一个表达社会意义的象征符号的载体和承担者，产生了那些可以用来分类的、客观地分化了的实践与表征，具有区分自身、接受分类、形成分类性判断的功效，具有社会类别化的效果。

空间作为一种符号，体现了一种社会学的修辞，空间的社会学修辞在于空间提供了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或提供了更加犀利的陈述的符号资源或框架，空间衍生出既有表达力又有修辞力量的最终符号，成为了一种合法化、煽动情感、诱导行为、权力强化或修饰的工具，修辞让我们回到了一种更加贴近生活的社会人的图景。大卫·哈维，《后现代性的条件》中，“那些有力量指挥和创立空间的人，拥有必不可少的手段去再创造和增加他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有形的空间、空间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间”，“穷人和工人阶级对空间没有什么权力，但有能力建立某种处境，在那里，他们可以形成身份和意义”。布迪厄关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行动者在空间中的实践策略、行动者的习性或性情在空间中所具有的社会分类的架构和类别化生成的实践特征，关注空间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差异性符号的功能。布迪厄在《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一书中叙述了社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关联性，即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社会空间的建构方式乃是位居此空间的行动者、群体或制度的接近，乃是占有相似或邻近位置的行动者今被放置在相似的性情与利益，从而产生相似的实践，这里包括占有一位置所需的习性、对这个位置的适应以及“地方感”的存在。行动者对空间的看法乃是植根于他在空间中的位置，行动者的这一空间位置建构了对世界的看法，而且这种建构是在结构性限制下进行的，行动者的性情或习性以及他们借以理解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正是内化了那个世界结构的结果。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有空间区隔的倾向，社会距离铭刻在身体、语言、以及与时间的关系上，习性与社会空间位置是一个生产实践的分类架构体系，产生了那些可以用来分类的、客观地分化了的实践与表征，这种习性和社会位置作为分类架构体系，具有区分自身、接受分类、形成分类性判断的功效，具有社会类别化的效果。这样，通过个体或集体在空间实践中的表征性活动，空间便在生活现实中具有符号的功能，即具有差异性符号和差异性标记的功能，使得社会世界客观地呈现为一个根据差别的逻辑、分化距离的逻辑组织起来的象征空间体系。^[22] 福柯也在《不同空间的上文与下文》一书中表征了这种差异性的社会建构。他也展开了对通过空间了解人类元素的亲疏关系、储存、流动、制造和分类以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的研究，他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引入了“差异地点”的概念，用以描述与阅读各种差异空间，这种描述被福柯称为“差异地学”。在这种差异地点的叙述中，文化参与建构了差异地点，差异地点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差异地点预设了一个开关系统，这个开关系统存在着空间隔离与排他性实践的存在， “也正是在这种差异地点之间，可能有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作为一面镜子^[23]”。布迪厄的场域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场域中存在各种不同特殊力量的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存在各种变化和再变化的差异性群体，各种群体不断借助场域中的某种力量，区分和维护差异性，完成这种差异性的不断再生产，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异的存在，通过这种差异性，通过某种身份的合法性来确定了场域中的各种资源配置关系。这里的空间的核心概念在于差异性、社会分类、异质性、群体符号边界、社会类别化、象征符号等，这种维度的问题意识在于，我们在理解一个群体时，我们可以思考其群体符号边界、叙事性分类、话语系统中的差异性建构等，解释流动其在社会网络中和空间位置系统的封闭性和差异性特点等。

第四、空间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在社会学视域，空间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的“存在”，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体验。空间被诠释为一种身份认同与情感归依的生成领域以及实现身份认同、产生自我归属感、获取情感归依和本体性安全的场所，“社会距离”或空间位置铭刻在身体、语言、以及与认知的关系上，这是一种回归到空间主体的生存的本质性的关注。

空间是一个获取情感归依或本土性安全的场所，个人情感方面的困惑，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的日益增长是与空间息息相关的，空间是一个可以产生依恋、喜爱、激动或愉悦的地方，也是一个能让人感觉到危险、紧张和冲突的地方，这是一个恐惧、焦虑、冷漠、无奈、伤感、空虚或者压抑的地方，或是一个能让人感受到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一个可以守望相助、互惠共存的“村落”，空间可以说是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社会单元。空间隔离、空间中权力的策略、差异性的建构场所，最终的关注还是在于作为主体的“存在”和生存状况，回归到“我是谁，我将是谁”的思考，回归到我是幸福的或安全的本体性思考，回归到“我”的生存意义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我的身体、语言、词汇以及认知能力等。不同群体在原本异质性世界中，借由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空间，通过同一寄寓空间、相同类别的人群的相似性的强化过程，或者寄寓不同空间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的社会比较过程，改造旧的认同规则或者发明新的认同基础，培育对“我群”的认同，强化其边缘群体的社群意识，完成异质性共存，实现一种本体性安全和集体记忆，获得一种基于地区亲近带来的归依情感、信任感、安全感和依赖感。城市空间作为群体意识与群体消费行为表达的场所，是群体寻求其社会身份、地位认同和情感归依的场所，通过建构具有构成性差异的多重空间模式，他们可以获得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获得了一种资源，获得了一种情感性依存的根基，实现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现代都市，异质多元的大众群体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人群的流动性、匿名性与密集性使个体的特征往往被群体的共性所掩没，一种能将人们的情感和诉求联系起来的集体意识，成为原子化的个体确认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及关系，获取对城市的心理与社会认同的必需。这种集体意识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也是消除城市中个体焦虑和困惑的条件，而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成，必须通过在一定空间中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由于城市为聚集和组织各种意义提供了场所(空间)，“这种场所感本身将增强在那里发生的每一项人类活动，并激发人们记忆痕迹的沉淀”。这种空间维度的核心概念在于认同、身体、语言、社会认知、情感、意义等，空间为我们研究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我们必须关注以往被我们所忽视的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我是谁，我应该是谁，我将是谁”的思考，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身体体验和社会记忆，这对于理解社会不同群体的“存在”和生存状况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关键的。

四、社会空间：一种理解社会的路径

空间，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路径，主要包括下面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命题：

1．空间不只是一个先验的基本的分类概念，也不是结构论者的一个研究对象，而是理解一切社会想象的出发点，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一个知识生成系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力量或机制或社会建构的过程，一个社会的整个知识系统就是由这些类似于空间的基本的分类概念发展出来的。

2．空间的分类系统本身有其独立存在的逻辑与运作机制，其背后具有一套独立的象征机制，这种逻辑或运作机制是相对于其它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有所不同的（如结构论、文化论），这种逻辑和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以往的研究视空间为文化的建构，或者，视为结构分析中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忽视了空间有其独立的逻辑和运行机制，忽视了经由空间同样可以推演发展出整个社会的知识系统。

3．我们表面上是在处理空间，事实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处理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这种有关的空间探讨，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于社会起源的解释，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了解知识是怎么来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4．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使之具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将是一件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总之，在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某个范畴、对象或者概念对于其所属的学科来说重要与否就在于它能否从专门的研究领域（special area）中抽象出来，成为该学科的普遍性理论（general theory）的一部分，如空间成为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的一部分，包括共同在场、场所等。以上的对于社会空间维度的解释，通过从不同层面纳入了不同的理论层面，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提出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空间，可以提供一种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路径，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也为我们研究社会提供了一个基于空间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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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都市与文化丛刊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42页。

[15] 爱德华·W·索亚，《重描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后大都市>第一部分导论》，收集在《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包亚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16] L·杰泽斯基，《空间政治学－评<后现代地理学>和<后现代性的条件>》，陈晖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75页。

[18] [20]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9] 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陈志梧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明文书局，2002年版第379页。

[21] Lefebvre, Henri. 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ichard Peet (ed.),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9. P339~352.

[22] [23]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8/403页。

Social Spatial Turn on Present Sociological Theories

Pan Zequan

The papers, predominantly elaborates the ingredient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spatial theory. The spatial turn represents a revise to traditional Knowledge Paradigm .From the spatial silence and rise from the plight of historic determinism, then to the angle of space of laying emphasis on the order, theoretically the logic the Operational System of spatial provides a new frame for the understanding the society, provide a new knowledge system. Spatial theory will be of Theoritical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ble Value, and it will be a creative study.

《湘江社會學評論》 发刊詞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湘江社会学评论》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而诞生。《湘江社会学评论》承继了“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岳麓灵气，意在浸染湖湘、砥励学术、经世致用、创新生命、复兴中华。湘江边上，岳麓山下，桔子洲头，屏声呼吸新鲜的空气，徜徉着历史的时空，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将沿着王船山、曾国藩、毛泽东等湖湘先贤的学术足迹前行，力图重拾时务学堂、船山学社、新民学会、湘江评论之遗墨，认认真真学问，扎扎实实为人，并能为中国社会学之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基于当前中国的发展经验，完成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沟通，推动中国社会学乃至全球社会学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苦苦思考的问题。我们猜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美好国度里，社会学家熟稔大量有关社会学前辈的讨论和他们所代表的理论传统，但在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之中，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我们发现大量“传统”的知识体系不能通过现实经验进行论证，同样也不能对现实社会进行有效解释。

改革开放30年的湖南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湖南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一直处于弱势或缺失的状态，如何基于当前湖南的发展经验，如何营建并捍卫湖南社会学的自主性的问题，完成宏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微观的湖南经验研究的沟通，湖南社会学才有可能不会在与其他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沦入一种“不思”的依附状况之中，并有可能以一种自主的和批判的方式从知识上为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我们的洞见。湖南社会学，一方面，需要立足湖南经验，介入湖南社会建设和发展视域，另一方面，需要与中国社会学乃至全球社会学展开对话，为中国或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湘江社会学评论》立志于建立一个适用于湖南本土社会学的理论阵地，为湖南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重要的辐射平台，立志于为中国社会学乃至全球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重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学的理论与话语系统。

德谟克利特说过，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迎来了21世纪和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给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课题，为了实现社会学在新世纪的重新推进，一方面我们需要从传统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框架中解脱出来，既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共享意义下的社会构造，也要关注改革开发30年社会学之“中国经验”，更要关注改革开发30年社会学之“湖南经验”。

明乎此，我们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决定推出《湘江社会学评论》，这份以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发起的社会学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和学术交流平台，承担起国内外社会学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为促进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开拓奋起，《湘江社会学评论》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社会学的宏观视野和微观的问题取向，强调社会学的实证性和经验性，奉行多关注社会问题，少谈些“主义”，重点关注中国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的经验入手。《湘江社会学评论》将重新考量社会学中共同的话语场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共享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范式和理论框架，谋划一种更能表征现实的理论旨趣、观察角度、智识范域和一种新的学科品性。

《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后记

在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史视域中，社会空间视角至今仍处于边缘位置，成为一个保持“沉默”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学学者彼此浸淫于结构主义或者文化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或者迷恋于传统社会学的解释范式。长期迷思于传统社会学的解释模式，受其禁锢太久，就会局限于传统的社会学视角来观察问题，变成一种习惯，或变成一种惯性，躲在传统的藩篱中不愿意、或拒绝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或一种新的理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空间和后现代走得太近，后现代也同时发现空间的诱惑是如此之大，空间成为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的标签，很多传统学者一看到空间，就会哗然，后现代来了。后现代是一个新生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同样是一个舶来品，中国学者对“西化”如此憎恨，甚至主张关起门来搞“革命”，希望在中国自己的黄土地上种出一个“土特产”，后现代在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传统的社会学者对后现代如此狠毒攻击的时候，在文学、艺术、建筑、绘画、甚至在现代自然景观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随处可见后现代元素，即使是在个人“隐秘”的居室，后现代也无所不在，后现代如此之张狂和自负，后现代如此的张扬和放肆，如此目中无人，如此拒斥一切传统，对于固守传统的学者来说无异于“狼来了”，问题是，社会学者是否应该保持对这些后现代元素视而不见，远离社会？或者还是把后现代视为“肿瘤”而一刀割掉？或者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敞开胸怀？

后现代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后现代还没来得及说话，就面临着恶毒的攻击，学术界也许缺乏一种宽容，对于一个“婴儿”也不放过，一种理论必须经过反复的经验论证，在社会实践之中经过无穷尽的反思和社会学想象才能得以构建，一种理论也同样需要很多宽容的理解和善意的批判，才能走近事实，后现代张狂和自负，试图一夜之间推翻几百年以来的传统，必然会受到毁灭性的攻击，后现代的稚嫩的声音在严肃的传统主义理论中，受到夭折，后现代的急躁和狂妄，在残酷的传统主义理论中胚死胎中。

空间同样受到牵连，空间成为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含恨九泉”，“死不瞑目”，空间的冤魂将游荡在街道上、高楼里。事实上，空间不是后现代，空间与社会学传统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空间不是后现代的产品，空间不都是后现代，从孔德、涂尔干到吉登斯、布迪厄，再到福柯等，空间成为思考社会的一种新的视角，体现了现代社会学的一种社会空间的转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学转向，社会空间为研究社会、理解社会或者反思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多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或者多了一次思考和反思社会的机会。作者在研究流动农民工话题时，试图完成一种社会空间的转向，变换一种理解的策略，尝试对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一些新的思考，事实证明，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也是由价值的，从经验事实到流动农民工的空间实践和表达，我们看到了流动农民工的“存在”，看到了流动农民工以往研究中太多被遮蔽的东西，有的甚至是被歪曲的东西，这种价值或者意义将是无穷的，但是，社会空间理论同样需要一种反思，需要一种谦虚和不耻下问的态度，其不足和缺陷需要一种社会学的反思，需要更多的经验事实来论断、检验和发展。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简介

监控录像：

实施暴力的“遮羞布”和执法者的“火眼金睛”

今日之中国社会，“监控录像”成为当今出现频率最高的网络词汇。

事件一：“躲猫猫”事件。

首先，晋宁县公安局副局长闫国栋在回答网友调查团提问时，表示“没有”，后来，警方的答复却有所不同。一说监舍休息室(卧室)安装有探头，探头位置保密，放风室(活动室)没有安装探头，所以李荞明被害没有监控录像。二说监控录像视频属于保密资料不能提供给调查人员查看。

疑点：监控录像有无为何要遮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事件二：2008年，哈尔滨6警察打死男青年林松岭事件。

死前最后3分钟录像神秘失踪，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最后，在死前最后3分钟录像内容被公布，其中显示：三四名警察围殴这个22岁的男青年，导致对方死亡。

疑点：监控录像最后最重要的3分钟无为何要保密？

事件三：银行监控录像下面的犯罪事件。

2006年4月21日 许霆利用广州市商业银行取款机故障，171次恶意提款，取出17.5万元。由于有监控器，许霆的行为无所逃逸，2007年5月22日 许霆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抓获。

疑点：许霆当初的录像为何不需要剪辑？

    《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内容摘要

    作者通过农民工的实证分析和基于农民工现实语境的“中国经验”，试图完成一种“社会空间”的理论转向，直指农民工的“主体性”存在，即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以及农民工作为主体与这种力量相抗衡的过程，包括农民工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嵌入的“在场”或“缺场”的各种重大社会事件、结构性的排斥事实、作为“主体”的行动逻辑、日常生活阈限、现代性之真相、社会空间的分类、指称和叙事、自我认同的主体性生成等，基于农民工的经验性事实为“社会空间”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场”，一个“实验室”或问题“诊断所”。“社会空间”为研究、理解或者反思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多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提供了一种更具“广泛对话能力”和“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构架。

以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标志，世界劳工史研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新劳工史超越了传统主宰的结构或文化的解释范式（如马克思强调的阶级层面上的结构性差异、韦伯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在研究中开始强调劳工的主体性和话语意义，直指劳工的现代性问题，指出劳工的命运不仅是结构或文化的产物，同样也是主体性实践和话语重新建构和强化的结果，中国农民工研究同样需要开拓一种新的社会学视野和研究潜力，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式，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方式和新的解释框架，追求一种具有“更广泛对话能力”和“更普遍的解释力”主题化构造。

从一个较深层次的理论高度来言说经验事实，或从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实践回到理论世界，都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我的这种思路更多的是来自汤普森、布迪厄、福柯、吉尔茨、埃利亚斯等学者的诠释方式，是在和他们的对话过程中，我感受了一种心灵的震撼和灵感。以往的流动农民工研究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或问题式诊断，往往缺乏一种社会学者更需要的理论关怀和道德关注，流动农民工离开了农村就意味着身体脱离了乡土中国原有的社会情境，进入了一个陌生而又现代的城市，基于传统的解释模式，就难以从深层次去思考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的危机境遇和生存现实。

本研究在考察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时，引入了一种社会空间的视角，试图关注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主体性的“存在”，即关注流动农民工是如何作为主体而不是被动的个体从社会底层获得动力以及生活策略的过程，通过流动农民工的主体性及其形形色色的经验本身作为理解其生存状况或危机境遇的一种方式，强调劳工的主体性或能动性和话语意义，直指劳工的现代性问题。全文框架是首先引入了空间理论（如何认识社会秩序？），以社会空间作为一个社会学实验室；接着，反思和检讨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空间实践（社会秩序如何生成和运作？包括重大的社会事件、内在的结构性事实和底层弱势群体的行动逻辑）；再到空间生态（社会秩序的生态如何？应该如何？如何实现？），从主体性和话语意义的理论视角来重新思考和呈现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情境和生存现实。

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到方法重点阐述了空间理论的构成要素和理论的逻辑延伸，从历史决定论语境中空间的沉寂与崛起到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空间的转向，再到关切秩序的空间视角，从理论上为我们理解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和科学演练的基础；接着在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思考以往的流动农民工研究文献，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检讨和反思，这是一种症候式的诊断，得以使我的研究能在不断检讨和反思中进行，在不断排缪的逻辑中延伸。从研究的过程到研究的创新，再到城市和访谈对象的确定，这需要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具体社会实践的结合，需要回到流动农民工的主体性实践和所嵌入的日常生活情境。

理解和深化一种认识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空间视角，需要回到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情境或他们形形色色的经验本身。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实践的过程中，其主体性层面体现在他们是主体化过程与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的过程。在全球化、现代化或现代性培育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空间实践中两种力量并存的过程，全球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地理不平衡、核心与边缘等空间维度的，空间为理解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样，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一种空间实践中对流动农民工的拒绝和遗弃，体现在流动农民工聚集区往往成为政府努力进行整治和清除的对象，也体现为来自流动农民工群体通过空间的“自愿性隔离”与主体性书写来践履一种对现代化的抗拒；流动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置换，流动农民工的现代性培育是一个在夹缝中艰难的过程，夹缝中的艰难的表达，既是他们的一种空间策略，也是他们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使然。

接着，作者认为，城市的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和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现代性培育分别通过社会排斥和社会排斥语境下的不同主体（国家、群体、组织或个人）的行为逻辑来实践的，这是一种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过程。对流动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基于一种空间实践中的一种权力或规训策略，或者源于一种基于权力的利益诉求或空间资源垄断偏好，流动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空间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歧视、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中的封闭性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处境，社会排斥将流动农民工作为城市空间中“沉默的他者”或者“另类的他者”对待，这是一种对他者叙事的遮蔽。在社会排斥之后的竞技场域中，又存在流动农民工空间实践中的主体性“存在”，即一种自身主体化的过程。存在着流动人口与场域之间通过关系共同打造入场的规则，搭建在场的优势和行为策略，以及所引发的争场的冲突和退场主动。流动农民工在相互“异质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寻求自身的生活方式、创立自己空间的积极性现实以及能动的加以选择的关系，建立一种作为支撑其生活方式背景的“共同性”，从而不断开拓个体的多种“可能性”，在他们顺从、屈服、抵抗颠覆、被迫无奈、悬着冷漠的背后，存在一种自我的转换、裂变和生成的路径，这是一种空间生成的逻辑。

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农民工的现代性培育、社会排斥以及流动农民工的行为逻辑的社会后果，就在于培育、滋养和维护了一种空间生态：“我们”和“他们”的世界，一种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和固化，即一种社会空间的分类、指称和叙事；一种建立在城市空间上的现代性语境中的自我主体性书写的失败，即一种自我认同的主体性生成的困惑和变异，一条基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 “边际人”或历时态边际人和基于空间置换的“边缘人”或共时态边际人，一条言说和寻找自我之路的空间的缺失和畸形生产；一种流动农民工的身体的书写，即身体在空间中的焦虑和疼痛肉体的记忆。我们最终必须关注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空间生态以及空间中道德的历史向度和作为主体的道德生活世界，关注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关注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的现实问题。

研究中国广东的流动农民工，不是根本的目的，也不是这次研究的意义所在，农民工在研究中只是提供了我研究社会的一个“现场”，只是我认识和理解社会的一个“实验室”或问题“诊断所”，农民工的经验性事实只是一个话题，一个鲜活的场景，也只有透过这个话题，实现与一般的空间理论进行深入对话，提出一些经验指涉的命题，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空间理论本身，建立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空间分析框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能够更具体理解空间视角对我们透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究竟能够提出怎样的洞察，究竟具有怎样的问题意识。                       

                                                                                                                                 2007年5月1日

  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

上篇　理论与方法：写在切入主题之前

第一章　理解社会：社会空间的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空间转向：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

　三　社会空间：一种社会学的视角

　四　秩序关切：从人存在空间说起

　五　空间：理解流动农民工的一面棱镜

第二章　农民工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症候与诊断

　一　农民工研究：理论回顾及其理论旨趣

　二　检讨与反思：研究方法的症候与诊断

　三　日常生活实践：“自为的对象化”和“再生产日常生活”

第三章　研究设计

　一　涉及的空间和研究对象的选取

　二　研究过程与方法

　三　研究创新和研究意义

中篇 “自我”与“他者”：空间实践与书写

第四章 “自我”与“他者”：空间的书写规则与叙事逻辑

　一　“自我”与“他者”：空间书写中的话语叙事

　二　在场与缺场：全球化链条中的中国农民工生存现实

　三　抗拒与变迁：“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叙事与发展逻辑

　四　理想与谋划：“自下而上”的现代性书写与艰难

第五章 “自我”与“他者”：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空间的生成

　一　社会排斥：对城市流动农民工的重新概念化

　二　制度排斥与空间的合法性：场内的游戏与规则　

　三　市场排斥与空间的边缘性：场内的偏好与隔离性

   四  社会网排斥与空间的隔离性：场内的“他者”与局外生存

第六章　社会排斥后的竞技场：空间实践中的“主体性”书写

　一　空间的书写：底层群体的行动逻辑和弱者生存策略

　二　入“场”：时空分离的入场规则

　三　营“场”：受煎熬主角的营场策略

　四　退“场”：孤寂中失败者的退场主动

下篇　城市空间生态与城市道德空间

第七章　空间体验：流动农民工与城市空间秩序

第八章　讨论：找回空间与道德关注

参考文献

后记

留别潘泽泉老师（并序）

 作者：张承展 

 曾几何时，千里负笈到韶大，意气风发，如今中途辍学，心灰意冷，无聊之际特吟诗一首，略表赠意。

    韶大园中桃李盛，不期风雨折新枝。

 花凋纵有重开日，根断犹无再长时。

 几缕残香飞入梦，一株余韵化成诗。

 即今谁问飘零处，惟见春风袅袅吹。

  2001年10月13日

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过程分析:

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潘泽泉

摘要：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这一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语境中以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指针评估社会的政策体系，并把焦点放在过程上，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尽管国家在农民工问题上不断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但国家调整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并没有带来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让农民工在城市中完成其身份的转变，农民工也没有实现城市适应、实现其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新的发展困境。

关键词： 农民工；社会政策；社会效果；理论关注

在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迁移，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它不但冲击着实行了多年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从“盲流”阶段的农民的自由流动到以户籍政策为核心的保护城市政策中的被禁锢，再到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相分离的“农民工”出现，从暂住证制度的实施到计划生育实施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双重管理，再到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空间内的艰难生存，等等，因此，摆脱以往农民工群体研究的之弊病，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这一层面集中探讨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语境中以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指针评估社会政策体系，并把焦点放在过程上，强调其动态性（dynamics）或过程性，把社会政策当作一种动态的结果来分析，进行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研究，乃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现实课题，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近几年农民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关注，政府在农民工管理上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但是，以往的社会政策往往把农民工作为治理的对象，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只是局限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合法性问题、进入门槛的问题（即如何完全控制或限额控制的问题），或者从经济角度考虑引导农民进城、提高农民工收入，而缺乏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以往所有政策都集中在社会保险项目，忽视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过分注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未来收入保障项目，而忽视工伤、医疗、生育等短期保险项目，社会保险项目的供给模式单一、缺乏组合，存在希望用一种保障供给模式来满足所有农民工的保障需求政策取向。

由于受到制度因素的阻碍、城乡利益的冲突、经济全球化^[1]、社会资本的缺乏以及自身素质的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社会政策的缺位或弱势性特征，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面临种种困境，市民化的进程举步维艰，他们仍然遭遇就业歧视、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缺乏社会保障、生活环境恶劣、精神生活空虚、心理矛盾与冲突情绪较为严重、子女不能正常入学、无组织依靠、政治参与程度低、与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难以融入城市文明等。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和城市现代化的积极推进，国家在调整农民工政策应重点转向对农民工进入后的整合政策，思考如何实现他们与城市的社会整合，实现社会适应；如何帮助他们实现劳动市场介入、提升能力和提供收入支持；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即如何实现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整合和发展问题。因此，以流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实现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主体性地位是否获得了提升为指针，展开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评估研究，可以说，乃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现实课题，也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构筑新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议题。

二、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一种社会政策过程的分析

在我国，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存在源于一种城市主流社会的现代化叙事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化”或“城市化”可以说是由社会精英的诠释、谋划和全面推广而践履，存在着一种基于城市全新的知识标准和现代知识的权威模式，这种现代的知识权威模式，透过国家推动和实施，通过制度机构的强制性实施，以漠视或牺牲个体性的“私人”生活世界场域为代价，完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重构过程，精英对来自异于城市现代化文化主题的各种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侵蚀的抗拒，并试图通过建立维护以城市未中心的精英价值和精英圈来抵御那种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具有破坏性的“空间”文化的发展，把农民工排斥在正当体制之外。

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人口管理办法之一，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为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和方便社会治安。我国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最初也主要是登记管理的功能，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都以户口性质为依据，户口的登记注册功能向利益分配功能异化。建国初（体现在50年代后期70年代末期）政府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等现代化战略不利于大城市吸纳大量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剩余，体现在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管理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减少工业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吸收，断绝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和农村人的身份变换，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不得不关闭城门甚至遣散人口，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作为一个拥有合法户籍身份的城市居民，能获得城市住房、医疗、教育和其他生活设施等具有排它性的补贴，可以得到就业保障，能享受不负房租的住房、公费的医疗、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等，流动人口不能获得合法的户籍身份，就被排斥在这种福利之外。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进一步在市场准入上规定了各种行政不许可的歧视行为，即在一些行业、地区、城市，中央或地方文件规定不准招用农民工，清退已工作农民工。80年代中期后逐渐放开，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政策发展为有控制的使用政策，包括行政性限制与歧视性收费，标志性文件是1984年和1985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如1984年1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5年1号文件则进一步明确：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应积极支持^[2]。”城市政府采取了诸如强化户籍管理、关闭或抑制部分劳动力市场、行业性歧视，及其它增大迁移成本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市场准入权的管理，如1985年国家公安部颁发《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对暂住时间超过3个月的16周岁以上的人，须申请《暂住证》”。一个农村外出劳动力为了在城市中获得一个就业机会必须交纳的费用体现在：外出打工许可证办证费、向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缴纳管理服务费、外来人员就业证办证费、建筑工人的施工管理费、治安管理费、暂住证办证费、计划生育办证费等，即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管理，应用的是所谓“五证齐全”的管理体制，就是暂住证、出租房屋安全合格证、就业证、婚育证、经商许可证事实上，要想做到“五证齐全”难度很大，在城市五证分属五个不同的部门，即公安、房屋管理处、工商局、劳动局、计划生育委员会，烦琐的审批手续，结果就是外来人员证件不齐的结果。而且，流动成本如此昂贵，对本来就贫穷的流动农民工群体来说，不堪重负，只能在城市的夹缝中“非法流动”。对于这种“非正规”和“违规”行为的应对措施就是查抄和罚款。这种行政性限制与歧视性收费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有条件地允许农民工进城并收取一定的管理或调节费，提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成本，以按城市需要调节农民工进城的数量。这一政策思路，基本贯穿了整个90年代国家和地方的农民工流动就业政策。2000年以来，政府改革的方向是取消制度性歧视和收费，标志性文件先后有三个：首先是2001年10月底国家计委、财政部按中央领导的指示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取消针对农民工的7项关键性收费，涉及公安、劳动保障、建设等收费大户。

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理由一般体现在下面几个层面（1）“城市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之说^[3]”。政府、国家管理者往往以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和进城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荷，妨碍了城市的正常运转，带来了城市的交通拥挤，事实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恶化是现代城市发展共有的问题，不应该成为禁止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理由。（2）“扰乱秩序说”。随着人口的流动性提高，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明显上升，管理难度加大，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降低了城市的安全感，部分居民通过种种渠道反应对农民工的不满，体现在某些报刊文章或新闻报道过分渲染农民工的消极面，从社区管理者，甚至到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都建议采取限制、阻截的政治措施，事实上，社会秩序的恶化更多的是管理落后、执法效率低下以及政策不配套引起的，也是基于城市霸权带来的一种社会不公正引起的，这种行为或政策是以牺牲其他人生存和发展机会为代价的，是以剥夺一个公民具有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的权力为代价的。（3）“社会身份定位说”。即农民工不具城市的合法身份，不属于城市居民，在城市中不具合法性，一直作为控制农民工的一种藉口。（4）“保护下岗工人就业说^[4]”  由于现在下岗工人越来越多，人们普遍把这种下岗的出现理解为是农民工大量进入的结果，是农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而且给城市人口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不利的影响和冲击，为保证城市的就业，控制农民工的进入。制度排斥对就业的影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制定和建立一系列制度壁垒确实可以缓解部分地区、部分人群的就业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制度壁垒阻碍了效率的提高，使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其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反过来抑制了就业，而且，某些针对部分地区或人群实施的制度排斥只是阻碍了隐性失业显性化的过程，还造成不公平竞争，不但不利于公平目标的实现，而且扰乱了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计划，引起长期性的结构失业，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制度排斥最终将造成更多失业而非促进就业。

三、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社会影响、效果与理论关注

对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效果评估研究，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和经济学学者的学术青睐，当前关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研究及其社会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

（1）农民工与社会政策的调整和社会政策选择模式，关注的是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模式的选择和思路。洪大用指出，当前启动社会政策议程，调整、改进以及制定相关社会政策，主要是回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日益突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5]；关信平提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三种主要政策选择模式，即维持二元结构模式下的社会政策模式、在城市中建构双重社会政策体系、建立统一的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体系^[6]；王思斌着力研究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问题，作者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处于弱势状态，社会政策弱势性的表现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社会问题的“非问题化”策略、政策选择中精英的经济偏向、社会政策责权的非专属性以及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7]；吴忠民认为，中国社会政策议程中完善农民工的政策支持，重点在于规范政策的决策程序、对政策进行科学的评估、完善政策内容、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8]。

（2）国家政策与农民工社会地位或社会分层研究，关注的是社会政策调整过程中是否能带来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高。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外。李强认为，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身份或制度限制，受到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的限制，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和自身技术能力的约束，农民工也很难在城市竞争中获得地位的上升，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也很难在城市竞争中获得地位上升^[9] ；李培林认为进城农民工经济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相对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明显变化，这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是意味制度化安排的惯性，虽然高于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但在城镇分层体系中仍处于最下层^[10]；李春玲指出，由于制度安排，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被定位于城镇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最低社会位置上，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位置严重制约了他们个人的流动类型，个人流动很难突破该限制；在他们大量流入的地区或城市，形成了一种分隔化的社会。 ^[11]；周大鸣认为，基于城乡户籍制度，他们在城镇社会结构中处于隔离状态，形成“分割化社会”或“二元社区” ^[12]，在社会总的分层体系中，他们与城市工人同属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但流动农民对原来完全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又造成了一定突破，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双二元结构”。

（3）国家政策与社会融合研究，关注的是社会政策调整过程中农民工是否能实现社会融入。郭星华指出，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参与的活动多以老乡之间的可接触“生活半径”为主，大都集中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愿性的隔离区”或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产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缺乏发展的机会、信息贫乏和分化、与主流社会脱节、缺少参加社交活动、较少与有工作的人来往、被技术和信息社会所抛弃，处于一种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陷入发展困境。

（4）国家政策与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关注的是社会政策调整过程中农民工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李培林指出农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主要依赖其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边界；李汉林等人通过对农民工关系网的调查分析，作者提出了“虚拟社区（virual community）”的概念，提出它是在一个城市内，农民工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构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这种虚拟社区的基础^[13]；渠敬东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他们的行为方式、意义脉络和价值取向。作者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的，其中，信任是这一网络的基础和枢纽，而且关系强度取决于非制度化信任^[14]。

（5）国家政策与社会适应研究，关注的是社会政策调整过程中农民工的是否实现了社会适应。朱力等人认为，流动农民工很难与城市实现融合，阻碍其适应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地位低下”、“制度障碍”、“文化差距”、“缺乏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以赚钱为目标的进城动机”、“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交往局限）”、“与城市居民的摩擦和土地牵制”。虽然城市的生活经历改变着农民工的传统心理和文化意识，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但总体上，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对城市适应的较低层次上，仅仅是一种生存适应^[15]。

从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家调整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在于：国家调整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并没有带来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没有让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完成其身份的转变，实现城市适应，实现其与城市主流社会融合，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并没有建立其有利于其发展的日常生活世界，相反，农民工是作为城市现代化的代价出现的，因此，对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研究，可以说，尚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全新学术领域，应当指出，本文的目的在于鼓励和改善与政策相关的社会研究。

四、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综观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所有举措，虽然国家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程，但是，已有的社会政策仍存在以下不足，值得思考：一是以往的社会政策只是立足于国家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层面，或立足于制度困境分析的“解决问题”层面，而忽视了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即社会政策的社会后果；二是只停留在关注国家政策与流动农民工的身份合法性问题、进入门槛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问题），忽视了如何实现流动农民工与城市的社会整合、如何帮助他们实现劳动市场介入、提升能力和提供收入支持、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即如何实现他们在城市中的发展的问题；三是理论探讨上缺乏把国家政策放在一个更加系统、动态的框架中展开研究，只有把焦点放在过程上，强调其动态性（dynamics）或过程性，重点揭示国家调整社会政策的机制和过程，把社会政策当作一种动态的结果来分析，同时强调社会政策多维度之间的关联性和累积性，开辟一种社会政策研究新范式，基于以上现实，我们可以展开一些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1）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流动规模、生存状况的好坏、能否在城市中实现社会整合等是内生于社会政策变量的，内生于国家、城市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模型的，是受国家对流动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影响的，是政府对流动和就业控制政策的一个函数。

（2）农民工之所以处在城市的底层或边缘，是由于缺乏公正的社会政策支持所致，现有的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陷入一种发展困境，政策的弱势性存在、政策缺失、政策冲突、政策偏好等因素共同引致了社会政策困境，加上城乡利益的冲突、社会资本的缺乏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等因素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面临种种困境，市民化的进程举步维艰，迫切需要以公正为理念的社会政策来帮助他们改变目前的边缘状况，提升社会地位，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以利于融入城市生活。

（3）政策调整趋势应从控制策略到整合策略，总体的政策定位在于在城市社会中大力提倡公民融合政策，提高社会融入程度，减少潜在的社会排斥；更应重视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的社会整合，通过国家调整政策改善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重视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和谐关系，改善移民的社会文化地位，促进流动农民工与主流社会的整合；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培训，帮助新移民尽快适应社会生活；扩大移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规范和降低入籍限制，加快永久性流动农民工的归化进程。

（4）社会政策的困境制约或影响农民工群体对国家政策的认知及行动选择，并进而危及社会政策的合法性，从而导致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机会缺失或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反之，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机会缺失又将会弱化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的认同与信任，进而深化社会政策的合法性危机，陷入难以自拔的社会政策困境。基于公平公正原则重构有效的协调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

（5）农民工应该纳入社会政策的社会保护，要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还必须全面和充分地理解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人阶级的新成员”这一重要判断和命题的政策和法律含义。这一判断和命题不仅是对现实的确认，更要成为我国劳动政策制定的重要原则。相应的社会政策不应是出于对农民工在道义上的同情而做出的临时性施舍措施，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维持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诸于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作收入等，还应该有利于农民工提升地位、获取资源、享有权力、加入组织，如此等等，从而使农民工最终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6）农民工社会政策应该与城乡经济整合相结合，如何重构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将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总体模式和长期规划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总体模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基本框架应不仅能为政府提供解决现阶段农村转移劳动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社会政策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要改变我国目前城乡分离社会政策体系的基本格局，为建立未来长期性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体系提供一个新的社会政策总体框架。

注释：

[1]关信平，《经济全球化、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政策转型》，《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

[2]蔡舫，《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44页。

[3][4]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洪大用，《机遇与风险：当前中国的社会政策议程》《学术界》，2004年第2期。

[6]关信平，《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背景下社会政策的主要议题及模式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7]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学海》，2006年第6期。

[8]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

[9]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41页。

[10]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第4期。

[11] “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农民流动与性别》，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年。

[12]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 2000年第2期，第107页。

[13]李汉林、王琦，《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选自，柯兰君、李汉林，《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4]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15]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该论文发表于：《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5期。

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农民工：重大理论问题与认识判断

潘泽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推动着我国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人口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带来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社会的面貌。回顾这30年，国家始终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改善“民生”一个重要议程，但是，所有的重要议程和社会政策只是停留在关注国家政策与流动农民工的身份合法性问题、进入门槛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问题）、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或者从经济角度考虑引导农民进城、提高农民工收入，而缺乏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和城市现代化的积极推进，国家在调整农民工政策应重新思考农民工作为“主体”在城市中的发展和主体性地位问题，重点转向对流动农民工进入后的整合政策，思考如何实现他们与城市的社会整合，实现社会融合；如何帮助他们实现劳动市场介入、提升能力和提供收入支持；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即如何实现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整合和发展问题。

一、解放思想：重建农民工的理论认识和判断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提出四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把“解放思想”写入大会主题，并提出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胡锦涛总书记如此高度强调解放思想，昭示全党全民应该重新认识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迎接解放思想的新高潮。同样，在中国农民工问题上，也同样进入一个重新认识阶段，即重新解放思想，重建关于农民工的认识判断。

1、中国农民工进城的过程，是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是政府推动和促进发展的过程。大量移民由乡村移入城市，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大量的移民为工业发展和推动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国际分工的调整、中国经济外延式扩张、民营资本在服务业大量投资、制造业、建筑业的外延式扩张，尤其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的突飞猛进，这是农民工进城的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是最大的体制背景，这也是农民工进城的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重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这种制度背景需要他们离土不离乡。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于，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管理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减少工业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吸收，断绝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和农村人的身份变换。或者通过把盲流遣送回家，即在市场准入上规定了各种行政不许可的歧视行为，即在一些行业、地区、城市，中央或地方文件规定不准招用农民工，清退已工作农民工；第二阶段：不改变城市的供给制度，农民工可以离土不离乡，但是是有限制的，通过有条件地允许农民工进城并收取一定的管理或调节费，提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成本，以按城市需要调节农民工进城的数量；第三阶段：消除歧视，一视同仁，鼓励与支持，但政策不配套不系统，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3个方面82项政策，政府改革的方向是取消制度性歧视和收费，这是推动农民工进城的制度原因。

2、农民工进城是一场重要的农民运动，是亿万群众的伟大的实践，完全符合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是一个事关全局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关注、城乡统筹的新的农民工现象，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创造者、推动者，是农民工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自己美好的家园。事实上，中国农民的大规模城市流动这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不但冲击着实行了多年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从“盲流”阶段的农民的自由流动到以户籍政策为核心的保护城市政策中的被禁锢，再到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相分离的“农民工”出现，从暂住证制度的实施，到计划生育实施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双重管理，再到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空间内的艰难生存，这是农村三大伟大的创造之一，即土地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民工进城，这同样是是中国农民的又一次伟大的实践。对于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需要重新认识，即农民工进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为乡村规模经济的发展积累资金，为农村经济建设积累资金；改变了农村人现有的生存状况，引入了现代城市文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自由择业的机会和能力，拓展农民生存和发展空间，摆脱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快捷地接触现代城市文明；农民工进城推动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变了公共服务的态度，这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3、农民工进城和素质提高是工业化升级的重要条件。发展中国经济必然要求改善和提高社会的购买力，而广大农村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消费群体，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农村普遍低收入不利于进一步改善农村家庭收入状况，提高购买力；中国城市、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随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扩张，农民工构成了中国最重要、数量最庞大的一支产业工人，如果城市、农村的产业升级，2亿多农民工的素质没有得到提升，产业升级就难以实现，因此，农民工素质提高是工业化升级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农民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农民工素质与工业化升级换代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新的思考。

4、研究流动农民工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世界劳资关系和工人运动的行动背景及力量对比、世界劳工的地位、经济一体化的劳资关系的框架中来理解，这是一种新的劳动关系，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矛盾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劳工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研究中国农民工必须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需要一种以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社会的成员，无论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都涉及了“共同在场的情境”，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的一个生产基地，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要求我们在“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中来理解中国流动农民工，80年代以后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大批发达国家在中国沿海城市设厂，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链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也逐渐向世界工厂的转变，这是中国全面开放的必然结果。

三、改革开放30年：重建中国农民工的问题意识

十七大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在报告中单列篇章来阐述民生问题。这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生正成为我们党工作重点，也显示出我们党对现代化认识更加深刻。中国农民工问题仍然是改善民生所必须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农民工问题不解决，必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重建中国农民工的问题意识。

1、许多现实问题需要立即得到解决，涉及到农民工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工作问题、工资问题、工伤问题、工时问题等。这些问题体现在：如何预防以拖欠工资为重点，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如何实现以签订劳动合同为重点，加强劳动管理；如何以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为重点，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如何实现以提高农民工实用技能为重点，搞好职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如何实现以继续扩大工伤保险为重点，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工伤保险、医疗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如何实现以保障农民工子女上学为重点，逐步扩展农民工公共服务范围；如何实现以发展区域经济为重点，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解决；如何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从理论上丰富、规范和发掘“中国农民工文化精神”，等等。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涉及到中国社会体制的变革。不仅需要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同时需要长期规划，包括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劳动合同的制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问题。

2、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日益凸显，涉及到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问题与社区管理问题。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前主要是自己最基本的人身安全，现在要求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包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疾病预防和医疗问题、计划生育、住房需求（农民工往往被排斥在购买经济适用房之外）、城市管理和户口、养老保险，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为将来留下沉重的包袱，尤其是现代城市农民工必须面对的以后养老问题、儿童的教育和心理问题，养老问题包括滞守农村的老人、村妇以及以后这些农民工必须面对的自己的养老问题，儿童的教育问题包括留守儿童以及随父迁往城市的儿童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都是未来中国社会建设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农民工在城市中是否纳入中国城市建设的中长期规划。

3、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民主政治诉求越来越强烈，涉及到与农民工问题相关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政治权力诉求。农民工的诉求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劳动权益的保护，他们开始出现文化意识、民主政治意识的崛起。在城市，农民工中有大量的1980年后出生的、年满18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人大都初、高中毕业，他们的现代意识、未来期望和精神文化需求凸显，他们要求逐步参加中国民主政治，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而不是简单的、片面的、碎片化的利益诉求，这些农民工开始出现集体谈判、联合起来，积极参加工会等，这是农民工民主政治意识崛起的一种表征。

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工与新的政策判断

在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迁移，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它不但冲击着实行了多年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但是，所有的政策对农民工规律总结得还不够，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如劳动合同、工资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群众性、地域性，因此，农民工政策更应该以指导性为主，重点放在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上，重点在于宣传与鼓动。

1、坚持推动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制度改革需要从长计议，关注体制制约性的问题，更多提出制度创新性要求，不能照搬国际经验，如欧洲的移民式做法、墨西哥的放任自流做法，我们要关心那些关系到农民工问题的最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农民工进城，我们需要一种忧患意识，需要辩证思维，农民工进城需要一种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形态有利于对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的缓冲。

2、坚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引导农民劳动力合理有序进城，鼓励农民进城转移就业，或回乡创业。以往农民工进城组织化程度较低，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不堪负重，将来对农民工输出将走县、小城镇的道路，将来国家重大课题在于如何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小城镇的道路，大大分散农民工集中的风险，社会管理上合理的、政治上主动的。

3、坚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强化服务，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引导鼓励农民工自立自强。坚持从实际出发，既有统一工作日要求与措施，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大胆创新。

4、流动农民工的社会政策策略应该与城乡经济整合相结合，重构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将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总体模式和长期规划问题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的基本框架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政策调整趋势应从控制策略到整合策略，总体的政策定位在于在城市社会中大力提倡公民融合政策，全面和充分地理解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人阶级的新成员”这一重要判断和命题的政策和法律含义，提高社会融入程度，减少潜在的社会排斥；更应重视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的社会整合，通过国家调整政策改善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重视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和谐关系，促进流动农民工与主流社会的整合：帮助新移民尽快适应社会生活；扩大移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规范和降低入籍限制，加快永久性流动农民工的归化进程。

该论文发表于: 《学习月刊》，2008年12期，第21～23页。

重新认识农民工：弱者的行动逻辑和生存策略

潘泽泉

摘要：农民工由农村来到城市，作为弱者的行为逻辑和生存策略，体现在：对血缘、地缘等家庭表象的再度拥抱、传统的重新嵌入以及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的复制和再生产，利用乡土社会所涵摄的资源来完成自己的日常生活叙事；一种主体性“自我”的行动逻辑，即一种弱者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弱者的多元弱势的生存策略，来完成底层行为逻辑的一个现代叙事，完成在行动中寻找创造力的痕迹、日常生活的运作模式以及日常生活消费的基本特征；一种空间策略，通过聚焦“主体性”存在和日常实践，借由其所寄寓的空间来思考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行动意义以及行为主体的生存方式。

关键词：农民工；弱者；行为逻辑；生存策略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农民工在城市中具有一定的空间性（如集中在城中村、老城区、城市边缘区），即出现一种通过“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聚居区，随着城市居民不断地从这些空间的流出和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涌入，这些空间就从城市中隔离出来，形成了农民工的在城市中生存的“场所”和嵌入城市生活的具体“情境”。这里的“空间”不仅仅只是一种在城市中的物理空间实体而已，更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种种社会文化资源的一系列策略性行为生动而又深刻的“隐喻”，是他们展开策略性行为的场所，在那里，存在一种行为策略，一种“主体性”实践的事实。本研究以农民工为个案研究，试图理解：在城市空间的夹缝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其行为逻辑和生存策略是如何运作的，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性”存在和日常生活实践，本文拟作探讨。

一、传统的结构性力量与农民工的行动逻辑和生存策略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的意义图式、文化安排、文化秩序大都是通过传统的结构关系演绎的（如对乡村血缘地缘关系的复制和扩大），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义表达（即传统的效力场）仍然构成了他们行动的元素和社会力量，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和存在方式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力量予以探讨。

首先，传统的社会力量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这种传统的社会力量又是如何建构个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的？可以说，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是一种隐含现实的隐喻，是一种调适个人行为逻辑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力量，是一种“自在的”类本质活动，是一个“手边现成性”的世界，这种“自在的对象化”为进入既定社会的个人提供既成的先验图式和行动框架。人们在习惯性的情境中，在现成的、历史形成的意义体系中，根据相关的先验图式来安排和整理自己的经验^[1]。这种生活方式等同于社会生活的持续性，其运作手段等于占有它的生成方式，其秩序被放置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家庭之中，他们便倾向于优先从积淀的结构关系中演绎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从实践的行动中积淀结构关系，其生活的意义图式、文化安排、文化秩序习惯于以历史方式进行，文化在历史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解释为一种重复性、强制性和结构性的社会力量，是一个历史变量，是维持行动主体生存和维持自我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一个基础结构，能为个人行为提供一个“效力域”和“规则场”，是一个习惯世界，在这里，存在着日常生活行为与知识的“一般图式”和“知识库存”，存在着日常生活的强制性和结构性成分^[2]。传统包含过去仍然存在于无意识中，记忆是一动态的社会过程，不能被仅仅看作是回忆，我们不断在生产出关于过去事件或状态的记忆，这便形成了重复赋予经验的延续性；传统具有控制力，意味传统的道德性为坚持传统者提供一种“本体性安全”，传统一般有一种深沉的感情投入，传统的行为模式和信仰所提供的焦虑控制机制是感情投入的结果^[3]。总之，任何空间中由人所形成的社群，都会呈现出一些在象征意义上的具有共识性的传统文化因素或社会力量，这些文化因素就是促使人们产生集体意义，形塑某种凝聚归属感的基础，产生具归属感的集体认同意识，这种文化因素是一种传统文化元素，是一种历经数个世代考验、能存活下来的一种“手头的库存知识”，这种知识是一种能滋养社会信任和社会情感归依的符码，是一种无问题的人们的一种自然的态度，这一传统能把一个社会文化中的历史场域和社会成员的传统惯习连接上，呈现出某种可预测的秩序性和极具规则性的惯性行为模式，衍生出一种“理所当然”的惯性。 

其次，我们也必须理解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和中国的传统社会内在的结构性力量等问题。费孝通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建构和互动是围绕“差序格局”来运作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亲疏的“差序”原则来建构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差序格局里，对个人而言，他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所有的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4]。”金耀基指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是中国人处理日常生活的基本储备知识，“分类”的概念乃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构成性原则，人情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规范，培养人情是建立或维持关系的先决条件，中国人的关系网可以说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建构的社会工程。关系实践本身并不一定跟现代化发生冲突，它可以扮演一重要的工具性角色，帮助人们实现一些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实现的目标^[5]。翟学伟认为，“脸与面子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人人际心理中最基本、最微妙的准则，也是中国人社会互动的最重要的符号^[6]”，翟学伟提出了用本土的概念来建构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即提出“人缘”、“人情”和“人伦”，人缘是命中注定的或前定的人际关系，人情是指包含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人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和秩序，这三者构成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模式^[7]。黄光国认为，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中国人的行为是集体主义导向的，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儒家伦理、社会取向、集体主义等观念是通过人情、面子、关系等一套社会机制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的。陈午晴指出中国人的关系包括表象静态关系和内在动力关系两重涵义，每种表象静态关系都对应一套内在动力关系的游戏性规则，人们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选择、解读、操作关系，这一过程是照游戏性逻辑运作的，它起到了延伸社会规范和帮助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作用^[8]。在调查中，农民工这样说：

“我是2001年离开农村经表姐介绍来到这家厂里的，这个厂很大，工人多，干活也非常辛苦，从早晨到晚上12点，但是我在这里比在原来的厂开心，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这里，我们经常一起聊天，互相帮忙……我们老乡之间经常往来，在这里我们没有其它朋友，一般一个月要相聚两、三次，大家在一起，可以说方言，很亲切，以前在农村不觉得这种关系重要，现在才发现这种关系对我们在外漂泊的人来说很重要……我们这里的老乡在生活中互相帮助，但我们和外界没有任何交往……不过，帮助老乡，有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很多老乡，一来到这里，不可能立即找到工作，还得提供住房和吃饭，如果不帮助，又不好意思，好像欠别人人情似的，而且，回到家里，连老乡的忙都不帮，会没有面子，感觉无脸见人，老乡会说不通情达理。”（个案1：罗某，女，24岁，初中文化，湖南岳阳人，中山市石岐区老城区）

可以发现，基于传统的运作逻辑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有行为模式，我们就可以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行为策略和行动逻辑。事实上，农民工来到城市，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义表达在城市中并没有被摧毁，其传统的行动情境的撤离（即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不意味着在农村的生活和地方习俗被摧毁，在这里，存在着传统农村行为方式和习惯的重新嵌入。在城市，传统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事实上构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互动的重要的符号，农民工进入城市并没有带来建立在传统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破坏，反而促进了一系列非正式制度进入功能再现的过程，这种功能在城市的实践中还不断复制和扩大，起到了延伸社会规范和帮助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作用。这就促成了离开乡村进城的农民工群体，仍然依托着传统的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及乡村的礼俗原则和行为规范，展开其经济生活和城市生活，表现在农民工的求职方式、社会交往对象的选择以及居住空间的选择。农民工虽然在地域空间上已进入了城市，但是其社会交往、思维和心理空间，仍显示出明显的“传统性”，他们在确定交往圈，选择求助对象，“跳槽”信息的来源，以及与厂方讨价还价等方面，所依靠的基本组织资源仍然是初级内群体的成员——“老乡圈”，这种潜在的“网络”已成为“打工族”生存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文化程度越低，对这一“网络”的依赖性越强。

总之，一方面，农民工的传统性延续体现了一种乡土社会的社会情境的在城市的再度嵌入，变成自己在城市空间中的一种行动表征和逻辑叙事，即对血缘、地缘等家庭表象的再度拥抱、传统的重新嵌入以及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的复制和再生产，而这种对传统资源的利用体现在通过在自己隔离性的空间中，即在城市的边缘区、老城区或城中村，重新建构了一种类似于乡土社会的那种生活秩序，同时利用乡土社会所涵摄的资源来完成自己的日常生活叙事，体现在脸面、人情的持续性存在、乡土信任、血缘、地缘关系的再度拥抱。因此，农民工来到城市，可以说是一种“无现代化的迁移”，农民工生存的空间和城市居民生存空间可以说处于并存模式，各自有着自己运作逻辑和存在方式，这种并存强调农民工只能以“非现代”的手段在现代城市中存活，即扎根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城市空间中自愿隔离开来，集中到城市边缘区、被遗弃的老城区，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与城里人交往，在一个封闭的聚居区，囿于习惯性的同乡交往，依赖空间内部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社会关系来展开自己在城市中的经济行为。

二、现代化与发展主义语境中弱者的生存策略和抗争

尽管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传统的资源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了先验的图示和行为框架，但是农民工毕竟离开了传统的乡土社会，进入了一个与传统迥异的新的城市空间，我们需要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语境中重新理解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工的行为策略，叙述一种农民工主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自我”行动逻辑，即一种弱者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策略。在这里，存在着布迪厄“场域”的运作逻辑，即“场域”是一个运作的空间，也是一个游戏的空间，“权力场域是一个游戏和竞争的空间……一切社会行动者和机构……为了维持这种力量的均衡，或要去改变它，就产生了各种策略^[9]”；这里的“场域”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是一个基于对应和不对应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通过这种关系，控制和抗争，冲突与再构，规训与退让，产生一种弱者和强者的游戏，即局外生存和局内控制的一种策略，“权力场域是一个包含许多力量的场域，受各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或资本类型之间诸力量的现存均衡结构的决定……也是一个存在许多争斗的领域，各种不同权力形式的拥有者之间的权力争斗都发生在这里^[10]”； 这里的“场域”同样是一个具有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各种差异性群体不断借助场域中的某种力量，区分和维护差异性，完成这种差异性的不断再生产，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可以理解，对与农民工来说，源于城乡社会结构的构成性差异以及边缘化的过程、社会排斥的生成性语境、认同的长期性缺乏等，不只是个人生活际遇的积累，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历史场域的积累过程，是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区域的群体际遇不断累积的结果，对农民工来说，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对这种差异性的社会积累，从身份意识的形成、固化，到进一步强化，再到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惯习”或“手头的库存知识”，并内化为一种行为的潜在性规则。在这里，同样存在着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的微观技术”，米歇尔·福柯关注日常创造力的程序，福柯并没有关注和分析那些运行权力的机构，而是这些机构的力量以及运作者他们“细小”的技术运作程序，重新建立和划分在城市边缘的分散性的空间，关注“生产性的机构”和“权力的微观技术”以及“日常生活在使用着的规训机制”，“我们关注的不是去弄清楚等级的暴力如何成为规训的技术，而是揭示那些早已被规训之网俘获的群体和个人，他们是分散的、策略性的以及权宜性的创造力所采取的秘密形式，消费者的消费程序和策略被推到理想的限度后，构成了反规训的网络^[11]”。

首先，在城市化过程中，从按照经验、常识、习俗、惯例而自发地生存的传统乡村的文化模式中脱离出来，从传统的经验式、人情式的血缘、地缘关系或乡村的经验文化模式中解脱出来，是农民工作为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而努力去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更具竞争性的世界，开创一种个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我是1998年来到广州打工的，我们农村人，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在家里只能干粗活，现在来到城市，好像别的活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是选择做家务事，我在这里主要做小时工，给人洗衣服、打扫房子、带孩子，也就是给人家做保姆，这是一个老乡介绍给我的，我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6点半，给主人做好晚饭后就可以回家，我老公主要给公司送货，在这里从事运输业，他的工资比我高，我是去年把小孩接过来的，在附近的一家小学读书，其实，现在在家里种田不容易，种田只有一口饭吃，买种子、化肥，买农药，一年累得要死，连送小孩读书的钱都没有，还是出来的好。（个案2：费某，女，29岁，初中文化，已婚，湖南邵阳人，广州市天河区）

我家在一个四川的农村，家里很穷，连饭吃都难，像我们农村人，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这是我们这些穷人的行动逻辑，你不要笑我们，记得刚出来那年，从亲戚那里结了500多元钱，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打工，刚来广州，连公共汽车都不敢坐，一坐就要2元钱，一般在外面选择走路，你不知道，我来广州那几天，一天只吃一餐，我很想回家，可不回去，回去就要让乡亲笑话，让父母亲难过，我心理想只要能吃苦，就一定能找到工作，我后来在一家建筑工地干活，是一个初中同学帮我推荐的，其实也不用推荐，那里缺少人手。（个案3：张某，男，23岁，初中文化，广州天河区一建筑地工人）

可以发现，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农民工“主体性”建构，即一种主体力量的培育和滋养，一种弱势群体的主体抗争策略。在城市主流建制的框架中寻找空间以便维持生计的策略，存在着一种拒绝抽空社会关系而存在的个体主义，一种实践的策略，农民工可以说是未被承认的创造者，是自己行为的诗人，这种策略体现在农民工在体制外对自己行动的经营，表现为他们是如何在体制的夹缝中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又是如何在城市现代化叙事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中完成自己的生活叙事的。

其次，农民工在主流空间中表现出某种特有的行为逻辑，即逃避、捉迷藏游戏或一种直接的对抗。事实上，下层群体的隐蔽语本阶级不是公开语本前台表演的后台操作，而是反抗的策略和技艺形成和运用的场所，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胜利，聪明的伎俩，、知道怎样成功地逃避、，猎人的狡猾、花招、多重伪装、快乐的发现，都是一种策略性的实践方式，是自发的、零碎的、随机的避免与权势者直接冲突，在外围或暗地进行。弱势群体公开接受了统治者为他们描述的合理现实，并不等于他们成为丧失了“能动主体意识”的傻瓜，这种反抗表现载日常生活中哪怕是最明显接受统治意识型态的行为中^[12]，正如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言，作为底层群体的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的形形色色的回避、拖延、嘲讽、作弄及抵制等等不合作和抗拒行为不过是“弱者的权力”，是一些社会弱者不得不采取的、成本最低的、也是最常用的手段，这些“不合理”行为恰恰是一个理性农民的合理选择和理性行为^[13]，斯科特（James C.Scott）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运用就是公开地以违规来表达弱者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不合作。另一种直接的对抗表现为农民工成为城市现代化叙事中犯罪和动荡的根源，选择犯罪或者制造动乱一方面源于生活的仇恨或者怨恨，另一方面源于生活的无奈，即缺少获得生活资源的手段和合法性工具，通过抢劫或剽窃等犯罪行为，实现自己身体或情感的存在。底层社会群体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这种反社会倾向通过社会不满或社会仇恨等方式表现出来，底层社会群体在城市中的破坏行为就是底层群体反社会的一种，其他还包括在城市中利用不规范手段谋取利润者，即非法牟利者、盗窃者、抢劫者、敲诈勒索者、打架斗殴者等。

“我几年以来一直在这里（东莞）拉平板车人力车，做这种事情，在这里都也要有营业执照，一个营业执照办下来，一年要2000多元钱，而我们有些人，运气不好得时候，半年都赚不到这个数，只好到处打游击，经常呆在一些警察不去的地方，甚至有的警察下班之后才出动，即使见了警察也会立即躲藏起来，和警察是一种捉迷藏的游戏。”（个案4：罗某，男，35岁，已婚，河南信阳人，东莞长安镇冲头村）

“我在中山环城区摩托带人，没有办营业执照，办照很麻烦，而且很贵，我们赚钱不容易的，所以就和警察打游击，很少被抓住，但也有失手的时候，抓住就自认倒霉，一般也是罚款了事，他们也希望我们罚款，有时，直接给他们一些钱，不要发票就行，他们也挺乐意的。”（个案5：罗某，男，湖南隆回人，中山市南区环城金叶新村）

“我在这里（猎德村）的商店，主要的经营对象就是这里的流动人口，我没有办营业执照，没有人会管你，大家都这样，赚不了几个钱，这里的房东很好，在外面有关系，对面有一家商店其实不是买东西的，买东西其实只是个幌子，那个人以前是个乡下医生，在他的商铺的后面，开了一间病房，给这里的流动人口看病，去正规医院很贵，我们去不起，我们农民工一般很少去，大家生病了，都到这里来。”（个案6：李某，男，29岁，已婚，湖南宁乡人，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村）

“我来广州已经五年多了，一直在天河区的一个菜市场卖豆腐，我是和几个老乡一起来的，白天我主要负责在菜市场卖豆腐，其他几个人在家里做，我们做生意很不容易，赚钱很难，在这里租了几间房子，每月租金500多元，还有水费、电费等，经常有工商、卫生防疫部门来查我们，说我们做的豆腐不符合卫生标准，经常罚款，有时也不让我们做，我们有时只好换地方，这样打游击战，只能和警察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但这样影响我们的生意，收入不稳定，有时赚有时亏，但总得说来还是能够赚到钱，比在农村好多了。” （个案7：李某，男，34岁，已婚，湖南益阳人，广州天河区）

从农民工的言语中，我们发现，在农民工的逃避过程中，可以获得一种逃避的快感，这种快感不仅仅是逃避，其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意义的探索和诠释，就是对某种强制性的社会意义的抵抗，这里的对抗性意义或者空间的建构，不是一种简单的“读者性文本”，而是一种“作者性文本”，他们能够不断利用城市所能提供的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意义和快感，这种意义和快感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也是他们自己需要的。

最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行动逻辑同样可以看成是一种空间边界策略，即行为逻辑背后隐藏着一种空间边界策略。空间浓缩了农民工的集体经历，农民工主体与价值观的重建，在空间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存在一种主体实践的积极性现实，空间是一套主体性的社会实践。空间以特有的方式凿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但同时也通过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来培育、滋养和维持。人们可以通过身体在空间展演的姿势，倚仗主体性行为，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分类系统以及隐喻来赋予这类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空间边界的想象，改变原有的空间安排或建立新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生活需求，或者通过主体性行为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完成一个日常性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空间与日常生活实践存在一种社会学的隐喻。例如，空间可以为日常生活实践提供了取得社会认同身份的表演场所，为权力和规训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凭依之工具，人们可以藉由空间完成新生成的主体和身份建构，创造并保持一种身份认同感，主动规划和建构一种新的归属感，或者保证权力的实施和规训系统的社会运作，完成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建构。

其实，我们这些农民工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城市三不管的地方，我们住在这里，有着和城里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这里都是农民工，没有一个当地人，大家经常在一起喝酒、玩扑克、看电视、聊天，我们的小孩也一样，这里很多人都有小孩，我们的小孩也不和城里人玩，只是和住在这里的几个小孩玩耍，在这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又是和农村不同的，我们在家里不同的，在家里，除了种田，大家有的是时间，可以整天的在一起聊天，在这里不行，大家都很忙，没有人能又很多时间和你说话，有时觉得很孤独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适应才行。（个案8：罗某，男，湖南隆回人，中山市南区环城金叶新村）

在这里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这里都是农民工，大家都集中在一块，城里人不敢欺负我们，我们可以互相保护，在这里没有几个老乡，日子很难过的，别人会欺负你，而且，我们做生意也可以互相有个呼应，公检法、或市场管理人员来检查时，我们互相呼应，一般没有问题。（个案9：张某，女，24岁，湖南郴州人，东莞长安镇冲头村）

可以发现，社会空间同样是人们展开策略性行为的场所，在那里存在一种行为策略。人们可以迂回进入那个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空间限制，克服、逃避了各种强制性力量，适应或吸收了各种强制性格调，并把这种强制性转换为各式各样的策略性产物；或者从该空间的束缚性秩序中找到一种利用方式，凭借一种介于其间的艺术，通过空间的再造、拼贴、混置或多元差异的工程逃避结构或制度的宰制性操作，从日常生活的宰制性空间中通过宰制性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和商品来创造自己的意义世界，创造出日常生活词语的能力，建立某种程度的多元性和创造性，创造出某种自由感，即一种解放、一种创造性的自由、一种不受规训的自由，在宰制性的内部完成自己的空间书写和对空间意义的重新界定，在转瞬即逝的现象中捕捉秩序和意义，并建立起精神上的控制。

三、结语

总之，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通过这种弱者的多元弱势的生存策略，来完成底层行为逻辑的一个现代叙事，完成在行动中寻找创造力的痕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行为策略，可以看成是一种“抵抗文化”的体现和自我延存的技艺，来反击那个被城市精英和城市居民把持的、经济上他人无缘进入的主流社会，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反抗方式导致了更严重的焦虑和更强烈的自我毁灭，正是这种反抗制度体系的过程，本身加剧了农民工的边缘化，加剧了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边缘地位。同样可以认为，农民工在城市中寄寓的空间变成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小世界”，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封闭性”，这种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产生一种有效的文化抵抗方式，在那里，使得源于乡村的价值手段或者一种特有的空间生态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城市文化，或城市“现代化”历程，或“发展主义”逻辑的敌对因素。

因此，理解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行为策略必须关注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义表达（即传统的效力场），传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一种知识性力量，是一种结构性力量，是一种累积起来的劳动，是一种潜在的社会能量，是一种镶嵌于主观和客观结构中的潜在的力量，是一种物化的活的劳动，是一种时间积累的产物，既能实现传统的生产和再生产，也能复制传统本身。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其生活的意义图式、文化安排、文化秩序大都是通过传统的结构关系演绎的，即倾向优先从积淀的结构关系中来演绎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从实践的行动中积淀结构关系，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义表达仍然构成了他们行动的元素，其生活的意义图式、文化安排、文化秩序习惯于以历史方式进行安排。同时，理解流动农民工必须关注在传统的结构性力量中，存在着一种农民工“主体性”建构，即一种主体力量的培育和滋养，一种弱势群体的主体抗争策略。这种策略持续不断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结构与实践、系统与事件、状态与过程以及规范与行为是策略行为建构过程中的核心要件，农民工在主流空间中表现出的某种特有逃避、捉迷藏游戏或一种直接的对抗、行为逻辑背后隐藏着的空间策略，体现了一种作为弱者的行动逻辑和生存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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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7]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8]陈午晴，《中国人关系的游戏意涵》，《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5页。

[9][10]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1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3页。

[12]徐贲，《弱者的反抗－詹姆斯·斯考特的弱者抵抗理论》，载《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13]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234.

论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

 潘泽泉

摘要：在中国，农民工在现代化语境中进入城市空间的悖论在于难以实现社会同化或融合，难以实现在城市中的“空间并存”或“空间嵌入”；而且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阻滞了农民工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社会融合、社会政策、社会经济、社会参与度、社会交往网络以及社会认同和社会归属的框架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农民工在城市中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合；空间共存

     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意味着进入一个异于传统乡土社会的新的社会空间形态，即由“传统社区”进入“城市社区”，意味着农民工生存空间在城市中的自我培育和拓展，在这种城市空间中自我发展的背后，存在一种空间的秩序和运作逻辑，这是城市现代化语境中面对大量移民或流动人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空间视角出发，以农民工能否在城市中实现社会融合为主题，试图回答，农民工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城市的社会空间？是否被进入的城市社会空间所接纳？或同化、融合，或并存，或嵌入，或边缘化？这种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理解空间共存和融合的核心概念：一个分析框架

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把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作为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要求各国采取行动，推动社会融合。“社会融合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责任，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包容的社会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尊重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文化与宗教差异、弱势及处境不利群体的社会正义和特殊需要、民主参与和法制；使社区组织更大程度地参与制定和执行当地项目，尤其是在教育、保健、资源管理和社会保护方面；确保有一个法律框架和一个支持型结构，以鼓励成立社区组织和个人自愿结社，并鼓励做出建设性贡献；鼓励所有的社会成员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充分参与社会，并认识到靠政府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部需要^①”。Andrew Mitchell和Richard Shillington认为，社会融合不只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而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社会融合至少包括五个关键维度或基点：强化认同感、人类发展、卷入和参与、拉近距离、物质福利^②。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不仅要关注最终状况还要关注过程本身，融合是从最终状况来判断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理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中实现空间共存或社会融合，需要建立一个解释的框架，对一些核心的概念进行辨析，建立一个理解社会空间共存和融合的概念框架。

1、社会政策、社会参与与社会融合。社会政策要求政治平等，即能否享受人权或政治权利，包括人的安全保障、法制保障、政治参与和机会平等的权利，涉及到个人被排斥出参与决策或者对决策施加影响，被排斥出参与政治、私有财产、公正、社会保护、基本服务等权利。社会排斥的政策取向，意指被排斥者由于不具公民资格而无法享受某些社会权利被排斥出国家的福利政策，或者由于某种特殊的福利制度使得某些享有公民权力的人也无法获得某些国家福利，包括个人安全、机会平等、社会保险、最低健康医疗、失业救济金等。社会参与包括政治、经济、组织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参与，实现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参与，只有在社会参与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融合。实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应注重农民工的社会参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