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泉社会学茶座

全球化、血汗工厂与农民工发展困境：中国经验

潘泽泉

摘要：研究流动农民工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世界劳资关系和工人运动的行动背景及力量对比、世界劳工的地位、经济一体化的劳资关系的框架中来理解，全球化使中国劳工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以全球化视角来解释中国流动农民工的劳资关系话语以及发展困境，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可以发现，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危机境遇同样是世界底层劳工的共同命运，也是世界劳工悲惨处境的一个缩影，也是世界工厂非法雇佣劳工、榨取超额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必然现象，中国农民工是世界劳工的一部分，是世界发达国家资本积累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是全球化背景下“血汗工厂”种劳工处境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全球化；农民工；发展困境

以往对于流动农民工发展困境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流动农民工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各种结构性事实，如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制度等，而农民工的活动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重大社会事件往往有意或无意被遮蔽，这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是隐藏在背后的一只看不见手，分析这些大的社会事件或社会背景因素将有于我们认识农民工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各种结构性事实，全球化正是这些结构性事实背后的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而这一重大的社会事件在以往的流动农民工研究中一直不被人所关注。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中国社会在西方全球资本和中国自身追求现代化的压力下向着现代社会转变，经历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经历着知识经济席卷全球，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国农民工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为了生存或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做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并进一步转化为一种主体性行为，本文试图从全球化视角研究中国流动农民工的生存处境和危机境遇，论述全球化的趋势所带来的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困境，特别是对这一过程中中国流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危机境遇展开讨论，这是一种新的视角，一种重新理解流动农民工的新的方式。

一、全球化、世界工厂与劳工的命运

全球化带来的一种多元转变正日益将人们裹挟其中，这种转变的一个鲜明标志，就是“时空凝缩”，一方面，日臻完善的现代信息技术消弭了地域的阻隔与断裂，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个地球村，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距离关系，人们的互动不再受到必然“在场”这一条件，“缺场”的联系同时变得习以为常，这种时空凝缩内蕴着一种演绎：全球化是“在场”与“缺场”的交叉，是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情境交织，是时空穿越和脱离了必然“在场”这一先决条件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人际互动的重组，置于全球化场域开放和动态的时空视野中，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同样具有“在场”和“缺场”的交叉，从全球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基于空间边界的联合，一种全球性、整体性的全新空间，以替代以现代性为背景的资本主义发展，全球化过程所出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实质上就是寻求自己的生存环境和转嫁空间的过程。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全球化的维度之一，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全球性劳动分工的扩张，包含着世界上高度工业化与低度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分化，“在现代性条件下，数量众多的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即各类脱域机制将地区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组织着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现代，时空延伸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社会事件之间得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联结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论，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这个延伸过程^[1]。”

从全球化趋势来讲，国际产业转移的类型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达国家向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零部件、如轻纺、服装、皮革制造业、金属、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工、仪器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通过劳动者的低成本劳动在竞争中获胜，其中赚取利润的多少直接与劳动者收入和福利的份额以及劳动条件相关，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以冲突型劳资关系为主要特征，存在着劳工权力受损严重，大量超时加班、工资低下、劳动条件恶劣等状况，大量农民工一般从事低价值、低技术和低收入的工业或服务行业。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迅猛发展，社会劳动问题和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劳资矛盾加剧，富人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失业工人大量增加，社会保障不足，劳动条件恶化，相当多的工人陷于贫困之中……劳资冲突加剧、劳工地位下降。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WTO的出现，对于推动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实现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然而，这种推动是以资本的扩张为目的和手段的，而资本扩张的直接要求就是对于劳动的压制和剥夺^[2]”，“在国家的协助和支持下，劳资关系意义上的‘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资本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世界劳工的地位在不断地下降^[3]”，大多的劳工的基本利益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势下一点点丧失。

我们研究中国流动农民工必须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需要一种以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社会的成员，无论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都涉及了“共同在场的情境”，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的一个生产基地，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要求我们在“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中来理解中国流动农民工，80年代以后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大批发达国家在中国沿海城市设厂，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链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也逐渐向世界工厂的转变，这是中国全面开放的必然结果。研究流动农民工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世界劳资关系和工人运动的行动背景及力量对比、世界劳工的地位、经济一体化的劳资关系的框架中来理解，通过使用劳资关系的话语来显示中国农民工作为劳工生活真实的一面。这是一种新的劳动关系，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矛盾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劳工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结构重组中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阶层的出现以及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就业为中心主要包括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安全与卫生的社会劳动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日益加剧。

2005年12月9日，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发布一份报告，随着大量农民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进入城市工作岗位，进一步压低了工资， 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该联盟秘书长简礼达（GuyRyder）说：“多数人只看到中国的经济成果，而忽视了对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够生产出售价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机的怀疑。”因此，我们在全球化视角下来解释中国流动农民工的危机境遇，在于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农民工的危机境遇不只是简单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或城乡户籍分割政策就能理解，中国农民工的的悲惨处境和世界劳工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存在者共同的社会根源，中国农民工同样是世界劳工的一部分，这是深刻、全面剖析中国流动农民工在“血汗工厂”悲惨境地的一个重要因由，全球化视角要求我们必须禀持全球化进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必须通过全球化的消费者运动和“反血汗工厂”的努力，真正改变包括中国流动农民工的世界工人的生存状况，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中国农民工的劳资关系的现状、变化的特点以及变化趋势来认识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

二、全球化、血汗工厂与中国农民工危机境遇

在资本主义早期，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工厂，尤其是以日本的纺纱厂为甚，（如1925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41家纱厂，雇佣中国员工达88000人^[4]），这些工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工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完成了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事件”或“社会历史事件”带有社会戏剧的特点，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脚本加以分析，这是一种“社会显微镜”和历史比较的方法，意味不同的事件，演讲出同样的语言，显露出人们的内心冲动和可以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价值^[5]。社会事件往往会把人带到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场景之中，事件的相似性使人们可以抽离调时间和空间，找到一种社会事件发生的共同性的社会语境，即事件背后的一种结构性因素，结构性的社会因素。

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区或开发区的外资企业（以港澳台投资为多）数量不断增长，这些不断涌现的工业区或开发区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丰富和廉价劳动力资源提供了条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也日趋加大，外商独资企业数目增加，作者在实地调查和官方统计的数据发现，广东的深圳、广州、中山以及东莞是外资企业的重镇，有资料显示，仅在珠江三角洲就有接近一千万三资企业员工^[6]，尤其是从东莞到虎门沿线，外资企业如蜘蛛网般密集在一起，如东莞共有企业2.5万余家，其中“三来一补”企业近1万家，外来打工者达到500万人，加上三资企业，在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这些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老板和上层管理人员大都来自香港和海外，仅在东莞就超过10万^[7]，这些企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采取的管理方式也是资本主义的，这些外资企业成为吸收中国农民工在企业就业的一个重要管道，这些厂区集中了大量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大规模的外商在中国的投资给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积极效应，但一个严重的事实是，大量中国农民工集中在外资企业，成为世界劳工的一部分，成为发达国家资本积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这些世界工厂中，中国劳动者劳权的实现和劳资关系冲突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作者发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地方，其以“血汗工厂”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体现的远比江浙一带明显，大量的流动农民工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世界工厂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牺牲品。

为了更深刻地描述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现实和危机境遇，我在这里引进一种剥夺理论的视角，作者在广东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和田野研究中，发现存在一种严重的剥夺的社会现实，这里的剥夺是“指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福利保障方面所受到的一种不公正的待遇，即他们本应该得到的一部分经济待遇被别人拿走了^[8]，李强在描述中国流动农民工的被剥夺问题时提出：社会学所使用的绝对剥夺（absolute deprivation）是指由于缺少食品、水、住所等，一些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之状况，在农民工的现实境遇中，存在着绝对剥夺的现实，体现在流动农民工遭受非人的对待、恶劣的劳动条件、超高强度的劳动、几乎耗尽所有精力的劳动时间以及与劳动生产成果相距甚远的工资水平、遭受非人的对待，“畸形”用工模式背后的利润最大化，这是一种典型的严酷甚至残酷的绝对剥削。李强同时指出，在绝对剥夺的背后，同样存在着对中国流动农民工的“多阶剥夺”或“剥夺链”现象，事实上，在大量的外资企业，农民工不仅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等方面收到绝对的剥夺，而且由于他们在身强力壮、生命力最旺盛时期过渡地支付了自己的劳动力，长期的超时劳动、长期从事有害身体的劳动、缺乏必须的医疗保障等，实际上是将未来的劳动力都支付进去了，李强把这种既剥夺现在的劳动力，也剥夺未来的劳动力现象称之为多阶剥夺或剥夺链。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事实来看，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纺织业、化工企业从西方的工业体系中转移到我国经济发展地带，尤其在东莞、中山为甚，从而使大量有毒、有害、粉尘剧烈、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中国，过多地损害了中国劳动力和环的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就是一种基于全球化事实的严酷的多阶剥夺现象。在中国，流动农民工是这种遭受多阶剥夺的一个重要的群体，这些流动农民工，大都是未来中国主要的的新产业工人，或者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精英，而在这种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他们透支了自己的身体，透支了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一种典型的、血淋淋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多阶剥夺。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流动农民工的发展困境体现在超时劳动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农民工被迫超时劳动更是常见现象。2002年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有关资料显示，珠江三角洲流动农民工每天工作10-12小时者占30%多，每天工作12-14小时者占40%多。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工每月没有休息日。农民工的劳动是超强度的，但换取的工资却是低廉的。 2006年6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表明，农民工的月均工资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由于加班严重超时，如果工人工资不是按月，而是按小时计算，更残酷的真相就清晰显露了。如果一个工人的“保底”工资是400元，而每月总共能拿到800元的话，工厂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间必须保证14个小时，每月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无休息日。那么，他（她）为了拿到“保底”工资之外的400元工资，每月就要牺牲七八个休息日，每天多干6小时。每月总共加班200多个小时，算下来的加班工资每个小时只有1元多钱^[9]。

实地调查发现，超时劳动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导致的工伤事故不但损耗了农民工现在的身体，而前损耗了他们未来的劳动力，有多少的农民体质多病的员工昏倒在岗位上的，有多少员工在连续劳作下不慎致残的，也有多少劳累过度付出自己青春的；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也是农民工身体受到多阶剥夺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珠江三角洲实地或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大都在工作毒性严重、有害、粉尘、污染而通风不好、噪音严重等恶劣条件下工作的，这对于没有劳动保护意识的中国流动农民工，常常在不知觉的情况下身体受到损害，在农民工访谈中发现，大部分农民工都耳闻目睹或者亲身经历身边发生的各种惨不忍睹的事件，有在喷漆厂长期工作苯中毒者、有在劳动过程中失去双手而终身致残的、有在长期电镀工作中长期接触三氯乙烯中毒肾功能衰退者，这种损害对农民工来说，对流动农民工的家庭来说，是无法弥补的，也是灾难性的。“多阶剥夺理论表明，由于工业原始阶段的残酷性，剥夺作为一种‘病毒’或‘癌细胞’已经生存于中国农民工的生命周期之中，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已经难以逃脱未来的厄运^[10]。”

一位来自江西赣州的东莞一外资企业的李姓女员工告诉我们：“我是去年初中毕业就离开家乡来到这里的，在东莞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的7名打工妹经历了超负荷的劳作，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和折磨。我们现在工作的这家染料厂是台湾老板办的，我们每天在充满有毒化学气体的车间里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以上，我们睡觉的地方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地板，10多人要挤在一起。一天两顿只有馒头和白菜，早晨不到6点就得起床，7点就必须进入车间，中餐在车间里吃，一直要工作到晚上10点钟，我们刚来时，主要负责在充满氯气和其它化学物质的滚开的液体里面，从事染料的工序，我们刚来时，浑身疼痛，尤其是疲劳操作，容易发生事故，不信你看我的手，到处脱皮，而且龟裂得很厉害，我左手的食指就是前不久被高温的染料烫的，正在化脓，我的手指都快掉了！”一位来自湖南娄底的另一位东莞一外资企业的毛姓女员工回忆道：“ 我1997年就来到东莞了，我在鞋厂、玩具厂和塑料厂工作过，我现在在一家台商的鞋厂上班，我在这里现在可以说是技术工人，负责皮革切割技术，在这样的工厂，必须非常小心，尤其是不能疲劳操作，否则容易发生事故，出现手指被机器压碎或切断，有时甚至会出现整个手臂被机器辗掉，在我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去年我就亲眼看到我们的意味职员的两个手指头被机器辗掉，残废了，以后还得回家种田谋生，现在想来还有点后怕，田不能种，工不能打，那就惨了。”

在现场，我发现其他的打工者几乎都有与李某、毛某有类似的遭遇，和这些打工妹交流的时候，我发现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这些善良的农民工被雇主无情地盘剥着，奴役着。她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有疲惫，眼神的深处藏着惊惶与不安。根据中国媒体透露数据，2004年大约有4万名中国工人的手臂、手和手指被机器压碎或切断，大多数工伤事故发生在拥有重型冲压设备的金工车间和电子工厂、拥有皮革切割设备的制鞋厂和手提包以及拥有高温燃料机器的玩具厂和工业塑料厂^[11]。

其次，全球化背景下流动农民工的发展困境体现在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尤其是劳动报酬和人身权力的侵犯。实地发现，在外资企业往往存在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缺失。由于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体制外身份和流动性，以及他们被城市化拒绝在城市中可持续发展的事实，其社会医疗保障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在外资企业，有大量的中国流动农民工缺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失业救济等费用，这一事实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绝对剥削加剧，外资企业的资本资本积累更加迅速。外商投资企业的劳资关系冲突问题又重点集中于劳动报酬和人身权力等方面，即低廉的薪水和匮乏的人身权力。研究表明，近10年来，外资投资较多的深圳市劳动、信访、工会等部门处理的劳资纠纷90％与工资有关，几乎所有的摆工事件均由工资问题引发^[12]，除了多年徘徊不前并且还常常被拖欠克扣的工资外，他们往往一无所有。恶劣的工作条件、医疗养老保障没着落、子女入学困难……游离、漂泊在这些打工之地，除了贡献最美好的青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可避免的归宿只能是回返原籍、终老故里。在外资企业中，雇主往往把农民工当成获取更多利润的“免费工具”。一些不良的资方或雇主为了攫取超额利润，采用非法手段，强迫工人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超时超量地工作，有些老板甚至雇佣打手监视工人劳动并防止工人逃跑，此类类似中国旧社会的“包身工”的强迫劳动现象，在很多外资企业都有发生。

一位来自湖北荆州的东莞长安镇一外资企业的男性员工告诉我们说，“我在南方东莞一家日本人办的鞋厂工作过，这家鞋厂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就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更别说平均一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了，这里的保安和雇主还经常出现对员工施暴的现象，他们可以随便殴打员工，去年，一位员工在加班时偷懒，被雇主抓住，打了一顿，后来那位员工就被解雇了，而且还扣了三个月的薪水，现在我们大家想起来还有点怕。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另一位外资企业的女工告诉我们同样一个事实，她带着痛苦无奈的眼神说：“我在东莞一家台商制鞋厂上班，我们的劳动报酬采用记件工资，我们每周几乎要工作70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公司要求我们在早晨7：30之前就要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不到一个小时，有时订单多的时候，中午没有休息时间，本来公司规定下午6点下班，但我们必须还得在工厂继续加班，原来，我们的超时加班不会给加班费，后来大家一起上诉，现在才给加班费，一个小时才补助不到2元，这样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我们每个月赚钱大约500～650元之间，事实上，我们无法拿到记件工人应该得到的份额。”

上述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危机境遇同样是世界底层劳工的共同命运，也是世界劳工悲惨处境的一个缩影，也是世界工厂非法雇佣劳工、榨取超额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必然现象，中国农民工是世界劳工的一部分，是世界发达国家资本积累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是全球化背景下“血汗工厂”种劳工处境的一个缩影。

三、全球化、血汗工厂与中国农民工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

为何中国流动农民工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的部件，为何以“血汗工厂”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能在珠江三角洲如此张扬，这是全球化、中国现代化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流动农民工的生存逻辑所决定的，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工人的共同处境和运行逻辑所决定的。

首先，中国农民工的处境源于中国同样是世界资本主义资本积累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的部件，是世界发达国家榨取利润和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些外资来中国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他们赚钱又是通过剥夺工人的剩余价值来获得的，其中主要是剥夺中国流动农民工的剩余价值，“外资在中国设厂的原因是：第一，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第二，中国有广大的商品市场；第三，中国虽有劳动法，但是还有各种可以买通的地方官员，在其它国家无法实现的低工资、低的劳动保护、超时工作，可以不顾工人的安全，在中国可以实现^[13]。”并可以成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普遍现象，对方政府片面强调投资环境，过分迁就外商的社会事实。流动农民工在中国特殊的社会位置成为外资企业最感兴趣的劳动力，涌入的大量廉价剩余劳动力、不具合法城市身份的体制外的存在性事实、片面追求发展经济、忽视劳工生存权力的畸形心理的地方政府使得这些外资企业可以获取最大的资本积累，可以无视中国法律法规、无视工人安全、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忽视劳工者权益、置工人于恶劣的劳动条件、随意克扣拖欠工人工资、拒签劳动合同或只签短期合同、拒绝给予福利保险等，中国流动农民工的这种境遇和早期资本主义工人的境遇很相似，“这十几年，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使得香港形成了一批新的亿万富翁，一些港商，从投资小规模的加工厂，发展位拥有数家企业的巨头^[14]。”这种境外投资者的积累从积累的获得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看是资本主义方式的，有这种廉价的国内劳动力提供，资金积累很快。

其次，源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乡土中国在解构事实中的某种传统性力量的根深蒂固。在乡土社区，家庭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任何成员应该为了家庭整体谋求利益，应该成为家庭理念的负载者，而不应该谋求自私自利的个人目的，大多数流动农民工愿意长期遭受非人的虐待，只是为了赢得家庭整体的生存，他们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国际市场面对的是订单开工的企业，要么加班，要么无工可做，家里的亲人等着他们寄回家里的钱，有的需要供子女上学，有的需要寄钱回家盖房，有的需要寄钱为兄弟娶媳妇，家里需要寄钱回家卖化肥，在他们眼中，寄钱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能为父母分担责任，能够供兄弟姐妹上大学为家庭争光，这是一种家庭共同体的认识，是一种源于乡土中国的天然的“利他主义”，尽管这种“利他主义”只是局限于家庭内部，但其出发点是源于家庭的整体利益。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充分利用了中国特有的家庭文化和中国人行动的逻辑，这种策略维持着广大中国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和自我牺牲精神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生存使他们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力，他们的家庭一般陷于贫困，贫穷使他们创造了一种生存文化和行动策略，尽管获得报酬不稳定，尽管工作环境艰苦，也尽管超负荷的长时间劳动，也尽管他们在日益透支他们的身体，但他们必须应对每天的需求和家里的期望，他们别无选择，这样，作为社会下层群体的流动农民工一旦遇到侵权纠纷，包括绝对剥夺，一般就不会诉诸法律，虽然会有少数农民工会采取底层的逻辑，诉诸暴力或者选择犯罪，但多数人不会这样，他们一般会选择容忍或者保持沉默。他们的逻辑就是，自己是农村人，是低人一等的，忍耐是唯一的出路。加上，这部分没有技能的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也是劳动就业的一个盲点，他们本身没有钱，不可能去学一技之长，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他们思想麻木——破罐子破摔。

而且，随着全球化资本的不断扩张，中国各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对于“资本”的青睐和扶助自然顺理成章，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容易失去公正的立场^[15]，以非常宽容的政策允许和鼓励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投资，这样，众多劳工权益的丧失常常被赋予合理且合法的理由，也正是这些站在“资本”立场上的理由，权力和资本一起站到了农民工权益的对立面，以“替代性话语”的使用，弱化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从而掩盖了劳资之间的冲突性质，以巨大的话语权使劳工的合法权益的失去成为必然，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常态现象。地方政府的执政要求大都以经济建设的主流价值为目标，资本短缺和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使地方政府对资方形成宽松的社会环境，甚至放松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官商合流’、‘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便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发生，以牺牲劳工的利益来追求经济的发展，已是许多政府心照不宣的政策出发点”。佟新在调查港商投资的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1993年11月19日发生的那场大火灾中发现： “港商违反我国法律规定，无视工人生命安全，强制工人冒险作业。厂仓合一，安全通道被堵塞”，“中方厂方不仅没有起到消防监督的作用，反而协助港商、贿赂消防整治小组人员，骗取火险隐患整改验收合格证。在整改过程中，镇政府没有进行督促整改，片面强调投资环境，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过份迁就港商。”作者同时指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女工只能充当最廉价的劳动力，她们不过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生产与资本链条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小零件^[16]。”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劳动力市场在中国并没有实现，加上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非法性事实，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在工人和企业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管理者和工会之间就有关工作制度的谈判，包括福利的规则，包括工资、休假和倒班等，也包括工会代表和管理代表的各种合法性权利和责任的认知，以及不断协商化和谈判的劳动合约过程。从中国流动农民工所在外资企业的劳资关系来看，这里的流动农民工一般都是短期合同，有的甚至没有签订合同，一进厂就上班，根本没有加入工会，其实，事后发现，这些企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以工人为代表的工会组织，即使有工会，也没有得到工人的认可，没有工会代表的活动，在全球化过程中，工会不能也无法成为流动农民工利益表达与利益实现的重要机制。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应当是劳工权益中最为基本和最为核心的权利^[17]，但在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这些最为基本的权力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在中国，截止1998年，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的平均组建率仅为7.3％，职工覆盖率仅为11.5，在外资企业甚至更低^[18]。

四、结语

我们最后发现，正是全球化发展道路的预期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也正是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经历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经历着知识经济席卷全球，在全球经济面前，几乎所有的国家皆因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周期性扩张而沦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全球化链条中，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血汗工厂”的贪婪本性、榨取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偏好，也由于中国政府过分强调投资环境，追求经济片面发展，过分迁就甚至纵容外商，加上中国农民工源于乡土中国特殊文化背景和贫困的现实，促成了中国农民工的现有处境和发展困境。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农民工是世界劳工的一部分，是世界发达国家资本积累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中国流动农民工的发展困境同样是世界底层劳工的共同命运，也是全球化背景下“血汗工厂和世界劳工悲惨处境的一个缩影，是“世界工厂”非法雇佣劳工、榨取超额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惯性运作，大量的流动中国农民工最终沦为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工厂”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1]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6页。

[2] [3] [17][18]常凯，《WTO、劳工标准与劳动权益保障》，《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26/126/131/126页。

[4]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转引自佟新，《社会结构和历史时间——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54页。

[5]彼得·帕克《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姚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转引自：佟新，《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的契合－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53页。

[6] [12]佟新《三资企业劳资关系研究》，《学海》2005年第4期第33/34页。

[7] [14]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页。

[8] [10]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41页。

[9]国务院研究室主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1]